“风”的视角:花儿传承困境应对与应对的误区

从花儿的传承困境应对入手,提出应加强对花儿传承主体的保护与培养,将花儿引进课堂,以学校教育的方式保护和传承之,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带动花儿的传承与可持续发展,建设规范的花儿数字化网络保护工程。指出花儿为民风之"风",唯有西北大地上歌声如风。分析"花儿"传承的应对误区,认为只有遵从"风"的运行规律,对花儿传承人、花儿歌词、花儿生成的文化语境三方面进行优化,走保护与创新并行的两条路,社会转型时期的花儿才能良性传承,才能与社会之"风"同行。     

赋家为郎与两汉赋风的生成及流变

在考察两汉赋家的主要政治身份时,赋家为郎也许是一个比"位同俳优"和"言语侍从之臣"说更能通贯两汉总体情形的观察视角。征诸历史记载的两汉主要赋家仕履,他们都曾任过名目不同、职责不定但都与文事、口辩、学识有关的中下层郎官。郎官是汉代官僚系统的基础。位不过郎,是汉代赋家政治生存的痛楚体验。这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辞赋书写观念,可发现其政治思维的讽谏法则、颂美法则,在世思维的合理开解策略和书写的游戏娱乐、刻苦为文的美文心态,等等。     

“实学”之我见——弘扬“实学”精神很有必要

当今,弘扬＂实学＂精神十分必要。因为在我们身边确实存在诸多不切实际之处。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实践活动主要聚焦在,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问题。     

试述中共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五个着力点”

在中共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如何使领导机关、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得到真正的教育提高,从而增强中共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中国梦的实现,应着力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即党员领导干部群众觉悟的道德修养、群众路线的认知教育、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群众观点的实践养成、服务群众的体制机制。     

土王祭祀、家族建构与国家认同——以湘西田家洞村舍巴节为中心的考察

土王崇拜与祭祀之风,土司时代曾经遍及湘西土司区及周边地区,是当地最为普遍且重要的祭祀活动。清代改土归流后,田家洞长官司后裔用文字建立家族谱系,重建符合正统身份的祖先记忆,家户层面的土王崇拜被转化为神龛祭祖的形式,公共祭祀层面的土王崇拜也出现了家族化的趋势,土王神被赋予社神、五谷神和田氏祖先等多重角色。土王祭祀活动的变迁,折射出清代湘西土司区社会在国家力量直接渗透之下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是民间社会主动操控地方文化和权力资源,对国家正统文化和意识形态借用和创造的结果。     

浅析《金瓶梅》中的床

床在《金瓶梅》中不仅是实用具,而且具有象征意义。床笫之间的缠绵,折射出了明代中叶时期的民风民俗,反映了明中叶时期纵情放达的社会风尚,而床笫之间的温存又是西门庆施展计谋、获得财富的一个渠道,床上的情色则是其醉生梦死、行贿纳贿、卖官鬻爵的手段。僭越床具,则是以西门庆为代表的新型商人向社会等级制度发起的挑战。看似简单、干净的床具,在《金瓶梅》中显得不简单、不干净。     

文化传承视野下阮籍和嵇康述祖主题创作与人生价值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以述祖为主题进行的创作较为多见,作品记述了这一时期士人追思先祖的心路历程,同时承载了士人感怀时事及所寄托的人生理想,"述祖"主题创作彰显了士人安贫乐道、功成而不居的精神以及三不朽的人生价值理想,其中从阮籍和嵇康二人的述祖诗文作品分析,即向世人展示了名士在缺乏实践人生理想的具体环境中痛苦挣扎,或自认为才能不足,向往悠游闲适的生活,或"非汤武薄周孔",抵触仕进荣华.然而阮籍和嵇康二人其价值理想看似是对祖德祖风的悖反,实际上却是彰显家国天下情怀的一种特殊方式,他们胸怀济世之志,自任当世之责,循道践义,将中国古代士人为国为家的责任深埋于自身的立身处世中.     

论周邦彦与南宋词人

周邦彦是两宋词史上具有"结北开南"成就和影响的一位重要词人.周邦彦的"开南"之功,主要表现在"后开姜、史之始"、"以思力开南宋词风"、"和清真词现象"等方面.这些成就,对南宋骚雅词派的形成,以及雅词在南宋的繁荣与发展,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追溯当代文学及批评的背景--由孙荪的《风中之树》谈起

在<风中之树>里,孙荪把李准十作为中原作家及中国当代作家的一种标本,借以描述和反省一个时代的文艺思潮和共同的经验教训,剖析作家的精神构成.他的文学史家的眼光和对于本土文化、生活的独到理解,对于作家和一个时代的关系的探讨,对于一个作家一生的跟踪研究等,对当今的文学批评界均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这种与生命的底气和本土经验相结合的批评,应该成为当代批评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