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七年准噶尔遣使进京史实考述

由于乾隆六年（1741年）准噶尔未能成功入藏熬茶,噶尔丹策零特派使者吹纳木喀等于乾隆七年（1742年）七月进京,以朝觐为名,实则请求乾隆帝允准赴藏熬茶。虽然在吹纳木喀等人的恳求下,乾隆帝表现出了宽容的态度,恩准了准噶尔的请求,但鉴于准噶尔使者前次无故折返的教训,在制定准噶尔进藏熬茶的人数、时间及路线方面格外谨慎,做足了应对之策。     

论苏轼对白居易咏茶诗的承变

同样经历贬谪、从挫折中寻求超脱之道、追求素朴闲适的生活,苏轼将白居易视作自己的精神导师之一。白、苏二人都爱茶,苏之咏茶诗继承了白诗的表现内容及艺术特色。苏接受白将茶与酒并言比较的写法,认为茶是闲适生活的象征,并改造白种植松树及其他植物的诗作为种茶诗,表现自己的政治追求。相较白诗,苏之咏茶诗丰富了茶作为文学意象的艺术内涵：突出咏茶诗的动态性,用更细致的语言绘茶,将茶与诗人自我的关系紧密化。     

荀子“礼”论的多维意蕴

孔孟荀之间的学术流变是反映先秦原始儒学发展演进的一条重要主线。荀子与"孔孟"相比,如果说孔孟之学是"以仁为本"的话,那么,荀子之学则可谓是"以礼为宗"。"以礼为宗",突出规范之于秩序建构的作用,体现了荀子在战国晚期新的历史语境下对群体社会秩序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礼"无疑是荀子哲学中最核心的概念,其所言说的"礼"不仅是实现群体社会秩序的保证、是成就个体道德理想人格的依循,还是天道宇宙运行的依据,由此,荀子的礼论就有了政治学、伦理学和形上学的多维意蕴。三方面比较而言,"礼"首先是政治学意义下的,其次是伦理学意义下的,最后才是形上学意义下的。这种区分,与荀子哲学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的进路以及重建秩序的强烈政治追求紧密相关。     

清末新疆私茶案件与地方政府应对

清末新疆地区的茶叶贸易,主要包括湖南安化官茶交易、晋商私茶贩运以及俄商茶叶走私,呈现出国内茶商与俄国茶商之间无序竞争的局面。而其中官茶滞销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晋商大量贩运私茶以及俄商茶叶走私导致茶叶倒灌的结果。这一时期私茶案件的大量涌现,反映的是清末新疆地区茶市的混乱,具体表现为经济贸易纠纷频繁,中俄商人之间、当地民众与俄商之间矛盾冲突不断。清末新疆茶叶市场的乱象,根源于清廷及新疆地方政府应对的缺陷。     

探析孔子的通达——以《论语》为例

孔子的通达以“礼”与“仁”为思想底蕴,以“中庸”为主要思想方法,既是对世事和人生透彻而睿智的认识,又是一种品格、一种境界。本文以《论语》述其要旨,从礼乐制度、个人修养、教育教学、治国理念四个层面来探析孔子的通达,以展示其高超、开阔的学识和气度,以及在当今的意义和价值。     

对先秦儒家"礼别华夷"的解读

先秦儒家强调"礼别华夷",以文化区分"我者"与"他者",用"夏礼"则夏视之,用"夷礼"则夷视之,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先秦儒家认为人之天性与禽兽没有本质差别,全赖圣人教之以礼方得以为人."礼别人禽",以夫妇之礼作为人与禽兽的起码分界,不论华夷、有违反最起码的夫妇之礼的行为者,即视为禽兽之行.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仪的外在形式,把是否遵循"夏礼"的礼仪形式作为别华夷的最起码的标准,不仅如此,在是否践行"礼"的精神以别华夷方面,于华于夷都使用同一个标准,对诸夏之国并不宽贷.先秦儒家主张"有教无类","用夏变夷"而绝不能"变于夷",既体现了民族观的开明方面,又反映出贱视夷狄文化的文化优越感,但先秦儒家不得"变于夷"的主张是无法完全阻断华夷文化的相互交融的.     

基于礼的视角论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

合法性问题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政治统治和大规模的社会管理形态,都有意或无意在寻求合法性上做出了努力。从合法性的视角,对礼与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问题进行探讨。分析认为：君主通过制礼论证自己的合法性,礼成为君主贯彻自己意志的隐喻系统和合法性建构的关键。     

涵咏中国古代"礼"的情感文明思想——兼举《仪礼》为例

中国古代的礼论及仪礼中包含丰富的情感文明意蕴.一方面,文明源于情深,显示了"文明莫过于善"的思想实质;另一方面,情感要有涵养,也必须具备"文明"的气质."仁"是情感文明要达成的最高境界,而礼是实现这一境界的建构性途径.情感文明寓于礼,礼练就情感文明.中国古代情感文明思想体现出合礼化原则、"仁义在先,情爱至上"的价值性取向、中庸性特征、等级性色彩以及"主善慎罚"的仁政倾向.中国古代"礼"的情感文明思想意味深长.     

“理”“礼”会通,承扬道统——朱熹仁学思想探究

朱熹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气论、心性论为理论背景,强调"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并融入了"生生之谓仁"的传统德性论观点,对"仁"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性质结合传统礼学进行了再诠释。他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交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辨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了"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     

先秦礼学文献的文学研究视阈考察——以“三礼”为代表

先秦礼学与中国早期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孕育着中国文学的早期形态与文化内涵;“三礼”文献作为先秦礼学的代表之作,更是从各个方面反映出这种复杂的内在渊源,具有一般儒学经典无可替代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厘清先秦礼学与古代文学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与视闽状貌,将有助于厘清诸多文学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来源,显现其中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和礼学史价值,进一步拓展学术研究的宏富视野,加强以“三礼”文献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