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著录撰人衔名来源考述

《隋书经籍志》系点对贞观见存书,参酌损益"旧录"而成,"旧录"可分作两类:一是官修的秘书目录,一是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等私撰的解题、叙录型目录。官修目录自荀勗《中经新簿》起就有据藏书写卷过录篇目的特点;而《七志》《七录》叙录则每就史书为撰人立一小传。与过去一般的认识不同,《隋志》著录撰人衔名以终官故衔(含赠官、征召官)为主,与解题、叙录关系更为密切,更基础的来源则为史书传记;同时《隋志》也存在题著书时官的情形,与直接或间接从写本过录结衔这一来源关系更为密切。区分《隋志》著录撰人衔名题终官故衔或题著书时官,可为补证撰人官阀仕履、推定著书时间提供文献支持。     

我为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配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参加了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配音工作,那段经历至今印象深刻。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经过几年磨炼完成拍摄工作后,开始后期制作,挑选配音演员,为剧中的人物配音。该剧配音导演由中央电视台译制部名导演吴珊担任,她导过很多译制片。我是总政话剧团的演员,那时即将离休,团里没有安排我什么工作。在朋友推荐下,我来到这个组试录,吴导演叫我试录邢夫人一角。     

曲名遮蔽下的词坛名家:吴梅、卢前词合论

20世纪学术界以曲学著称的两位大师吴梅、卢前其实亦是非常优秀的词人,但长期为学界所轻忽。吴梅建立在史论融通的《词学通论》基础上的词创作情真意挚、浑厚博丽,给我们锤炼出了一个立体而血肉丰盈的人格剪影。而其弟子卢前"将我手,写余心",继承乃师"词教"并有所发扬,其《中兴鼓吹》既是抗战诗词史的重要一页,也是20世纪一部极具特色的词集。     

甘肃省博物馆所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上)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藏文文献数量仅次于汉文文献 ,据不完全统计 ,散失在国外的有 4967号 ,国内收藏的则达 1 0 880件 1 。敦煌藏文文献不论数量多少 ,卷帙长短 ,都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遗憾的是 ,国内的敦煌藏文文献的编目工作滞后 ,致使许多文献还深藏在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 ,没有被研究者充分利用。本文是对甘肃省博物馆所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叙录 ,期望这一叙录能有助于学术界对甘肃省博物馆所藏藏文文献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并利用这些文献进行相关的学术研究。     

简析“北宋四子”的政治理想——以《近思录·卷八》为中心

“回向三代”美好政治秩序是孔子以来的儒学士人的长久梦想,到了北宋,由于政治相对清明,士人的政治主体意识高涨,使得这一梦想在士人的心中变得更加强烈。在“北宋四子”看来,“回向三代”理想政治的根本在于君主,但他们也承认君主并不是天生完美,而是有种种“不仁不义”的非心,于是正本清源、格君心之非势在必行,而格君心之非的人则自身须是贤人。所以理想的政治是君明臣贤的政治,然而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北宋四子”所期待的“回向三代”的理想政治尚未完全成真。     

论"圣贤气象"--宋代朱熹、吕祖谦《近思录》研究之一

所谓圣贤气象,即圣贤风度、圣贤风范,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宋代朱熹和吕祖谦在《近思录·圣贤气象》中辑录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位圣人的著述,首次专门论述了“圣贤气象”,“为有宋理学家一绝大新发明”,值得珍视。在该书该卷中,肯定了历史上的十五人为圣人,具有圣贤气象,同时把大批历史人物排斥于圣人和圣贤气象之外。其划分是否圣人、有无圣贤气象的标准,主要是看他是否求道、明理、循理。道、理就是规律。旧圣贤气象观,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应该在研究借鉴的基础上,针对现实问题,立足未来发展,大力倡导新圣贤气象。新圣贤气象的核心,是既科学务实,又文明远大。     

《伊洛渊源录》与学案体

本文对“学案”的概念进行了甄别,对关于朱熹《伊洛渊源录》是否为学案体著作存在着的两种对立观点进行了辨析,认为应当认定《伊洛渊源录》为学案体的发端之作。同时,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了《伊洛渊源录》等学案体著作对先秦迄汉诸子学术史论、正史《儒林传》及目录著作等具有学术史性质著作的营养的汲取。     

《幽明录》复音词构词的不平衡性探究

《幽明录》是一部具有珍贵语料价值的杂传类小说集。笔者在对全书进行了定量、定性的统计分析后,发现其语法构词和语音构词间、语法构词内部的形态构词与句法构词间及其句法构词中表述式、支配式、补充式与联合式、偏正式间有着极大的不平衡性。     

环境美学视域下的宋代花卉审美观念——以宋代花卉谱录为考察中心

宋代是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的巅峰,而对这一时期进行考察,谱录是一个绝佳的窗口。经整理发现,宋人的花卉审美观念已颇成体系：在审美对象方面,既重视花之“容质”又强调花之“韵格”;在审美方式方面,既提倡“格物”精神又宣扬“造境”理念。另外,宋人还热衷于为花卉评定等级,但标准却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徘徊不定。从环境美学的角度视之,这些观念既有值得继承之处,如欣赏得全面、精细,认知因素与非认知因素都参与等,但也存在应该反思的地方,如为花卉划定等级,将人类的主观意愿强加于花卉之上等。有鉴于此,本文更倡导一种生态的自然审美模式。这种模式以自然的“生意”为焦点,以生态科学知识与生态伦理学观念为资源,以能否展现、维护自然的“生意”为评价标准,致力于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明夷待访录》在清代中后期的传抄、阅读和接受

在清代文化政策的高压之下,《明夷待访录》始终处在思想潜流之中。道咸之际,《明夷待访录》在广东和江南重新刊刻,这些刊本的背后代表着抄本的积累以及学者思想旨趣的转移。新见薛福成和袁昶的抄本以及其他《明夷待访录》抄校本,不仅体现了抄本与刻本的接力,更展示出咸丰以降士人群体转相传抄《明夷待访录》的盛况。同治年间以金陵书局为中心,士林形成了抄录、阅读和讨论《明夷待访录》的新风尚。然而学人对《明夷待访录》中的制度设计充满了困惑和异议,对其的否定和批评构成了时代的一般看法。撰成于清初而到晚清大放异彩的《明夷待访录》并非百年无闻,而是以抄本形式隐隐流传,士林对其的认识亦曲折多变。借由多部新见《明夷待访录》抄本,不仅可以一窥抄本文化中展现的思想活力,同时可见清代中后期士人政治理念的分裂与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