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权的行使与限制探讨

形成权的权利特征在于单方行使即可发生法律效力，形成权的行使依其条件的不同，会对相对人造成多重影响，也动摇了双方法律关系的稳定性。论文从维护社会法治秩序的角度考虑，提出应在形成权行使的方式特征和结果效力上进行必要的限制，使形成权的行使合理化、规范化。     

论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制度理念(英文)

对知识产权滥用的认识,应当构建在清晰梳理知识产权行使行为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之关系的基础上。它们两者之间虽有联系,但决然不能简单等同,因为超越知识产权权利范围行使权利的行为不是滥用行为,知识产权垄断行使行为是否构成滥用需要依其是否具有正当性而做出判断,知识产权不当行使行为与滥用行为有着本质不同。防止知识产权滥用,需要制度理性的思考。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制度理念,一是在法律正义的基础上解决知识产权的利益冲突,对利益冲突与法律正义作出正确的判断,在利益实现与秩序安全之间寻找衡平点;二是在私权基础上关注知识产权的社会功能。现代社会不仅需要高扬私权保护的旗帜,也需要更多地关注权利的社会功能,尤其需要关注社会发展与知识产权社会功能的强化之间的关系。     

论学术自由的价值

大学作为学术机构和教育机构，就其所承接的社会功能而言，它早已进入了社会的“轴心”地带，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的沿革，引导社会潮流的变迁。大学是构成社会大系统的重要子系统之一，它在循着自身规律运转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承受着来自其它系统的撞击和影响。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只有当大学有着自身相对的完满和独立时，方能支撑其行使历史赋予的功能和使命；否则，大学难以注入和体现其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基本精神。自由不能保持，活力就不能释放，也就不能保证大学自由地去追求真理和播散人文精神。由此，大学的学术自由的合理性可见一斑。     

公民的规则意识与法治秩序的构建

关于公民意识概念的描述中,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没有把公民的规则意识作为公民意识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强调.公民规则意识是公民意识中最基本或核心的要素,是法治秩序建构的客观要求和前提条件.我国公民规则意识缺失的主要表现是缺乏诚信意识、正当程序意识、合法权利保护意识、积极守法精神和权利滥用.公民规则意识的培养应着重体现在:权利意识、权利行使的正当性意识(正当程序意识)、权利的节制意识(控制权利的"超前消费")、自觉守法意识、社会公德意识.     

限制财产所有权行使的法治取向

所有权受到保护的同时应当受到限制，宪法和法律限制所有权行使是法治进程的时代要求；是理顺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杠杆点；是社会财富在市场中进行初次分配的权利安排；还是世界各国的通行作法。限制的标准是公共利益原则，限制的功能是内化权利行使时的负外部性，限制的效用是权利者和社会他人双赢，限制的实质是加强了所有权。     

村民选举资格法律制度研究

目前,我国村民自治中的选举制度仍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在村民选举资格制度方面各地设置了许多障碍,如户籍、居住期限、村民义务的履行、原居住地资格证明等,这些限制性条件的规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村民权利的行使.确定村民选举资格的关键在于实行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相分离,而要维护和保障村民选举权就必须对选举人与候选人资格分别规制,并以居住地作为行使选举权的地域条件,在村民选举权受到损害时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     

被遗忘权初探

被遗忘权是网络时代为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权,由自然人享有的一项新颖的权利。它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自然人有权要求信息控制者删除其信息并停止传播的权利。被遗忘权是隐私权的延伸,属于隐私权的范畴。为了保障和有效实施被遗忘权,需要明确被遗忘权的范围和边界,并协调好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基本经济自由等权利的关系。被遗忘权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虽然作了粗略规定,但为了适应网络社会的迅速发展,需要在借鉴欧盟、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对被遗忘权规范的基础上,逐步完善我国被遗忘权的法律保护。     

浅谈我国政府行政紧急权在公共应急法制中的行使

近年来，公共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频率越来越高，危害的程度日益加重，危机事件在一个时期内打乱了经济发展的步伐，给社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危害。古语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事实上，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加速昭示着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公共突发事件的高发期。有识之士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背后，公共危机的形式不断变异、频率越来越高，危害越来越大，如何加强我国的公共应急系统建设迫在眉睫。公共应急法制是公共应急系统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其中，因政府的职责和功能之所在而使得政府行政紧急权的行使成为公共应急法制的核心。     

试述司法权力的正当行使

司法改革的核心是司法公正,司法公正的核心是司法权力的正当行使和诉讼权利的充分保障。司法改革的迫切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来自于社会对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强烈不满,而司法不公的大量出现除了有司法机关内部的原因以外,来自外部力量的干预、影响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     

论抵押物转让时抵押权损害风险之认定

《民法典》第406条第2款中“可能损害抵押权”的抽象表述致使其认定标准不明，存在授权式法律漏洞。既往之司法裁判对其认定主要存在三种标准：转让行为本身有损抵押权、转让行为违反禁止让与特约、转让抵押财产未通知抵押权人。但在解释论层面均存在无法消弭的解释障碍。合理之认定方式在于，构造出抵押权的行使与抵押权受偿范围的基本框架，对可能损害抵押权这一要件进行要素化解构，提取抵押权实现成本与担保权益范围的比例性、抵押权追及力的限度、抵押权的受偿范围等弹性化的评价要素。抵押权损害风险的认定应自两个层次展开：一是抵押权的行使障碍，表现为抵押权追及力消灭与抵押权追及力受阻；二是抵押权的受偿范围减损，表现为抵押财产价值严重减损以及抵押财产以无偿或不合理低价的方式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