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农村基层"一肩挑"和交叉任职改革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职能日益扩张,传统的政治—行政两分法受到了挑战。西方各国根据各自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政治与行政的调整,来实现行政绩效的提高和民主政治责任的完善双重目的。我国也一直在进行政治与行政的调整,近年来在农村基层表现为"一肩挑"和交叉任职的改革。然而,这些改革受到质疑:改革的实质是希望以集权和党政高度一体化方式,来实现解决农村"两委"冲突和乡镇机构、人员的精简,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而这些改革因方式选择的错误,既不能实现其目的,也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协同整合：乡镇（街道）社工站的角色与功能探索

乡镇（街道）社工站是我国现阶段社会工作服务供给的重要载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社会组织承接服务供给是我国社工站建设的基本方向。政府购买服务使社工站兼具了政府、社会的不同属性,成为联结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的重要桥梁。在我国的治理情境中,社工站承担协同的角色,在党建引领下,通过专业能力的发挥起到跨界整合的作用,进而回应福利治理、社区治理、弱势群体服务供给等不同方面的需求。协同整合是社工站建设的统合概念,行政整合和专业整合是社工站建设的两个维度。社工站成为政府与社会的联结点,通过多重角色的构建,回应不同主体的要求,逐步发展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综合性服务单元。     

传统官僚制与理性官僚制的比较及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中国是一个传统官僚制高度发达的国家,封建社会构建了一套非常完备的组织管理体制。然而,在现代社会,传统官僚制已经暴露出低效而又缺乏理性的弊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作为现代组织的一种基本架构,尽管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却以其理性与高效的核心精神符合了当代中国特殊的行政环境,体现了中国行政改革的方向。     

再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问题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健康中国、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想,就要在“十四五”卫生立法方面有质的跃升,而立足点非“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问题莫属。医患关系就是且只能是民事法律关系这个法律属性定位,对于主要提供国家保障性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立医院的医患关系来讲显然是错误的。笔者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国家主体医疗卫生事业中法定业务领域的医患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而是行政法律关系,其侵权损害赔偿适用国家赔偿法律”的观点,即主导行政说,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卫生健康的重要表述和现代卫生法学学术体系,应成为“十四五”卫生法治的基石。     

新公共管理对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借鉴作用

新公共管理是在西方特定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的产物,已在相当程度上改进了西方公共管理的水平,促进了西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满足了更多公共服务的要求.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如何管理公共事务,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已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迫切问题.以市场为导向的西方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对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因而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试论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责任

对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的科学研究有助于构建我国科学完整的国家赔偿法律乃至整个行政法律制度。从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的必要性出发 ,分析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理论基础及实践 ,努力探讨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构成要件及行政不作为赔偿的完善之路     

美国“正当程序”对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启示

正当程序作为一项宪法原则是美国宪法与行政法的统帅和灵魂。美国的正当程序无论是对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 ,还是对我国法院的自由裁量权都有启示作用     

用“契约管理”替代“行政管理”

通过深圳布吉农产品批发市场主办者自觉执行质量监督法规,用“契约管理”替代“行政管理”的案例研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探索企业与地方行政监督部门相互合作,通过自主制度创新,将外在行政监管内化为企业自觉行动的条件和机制。     

行政判决与民事判决既判力客观范围之比较

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是指法院确定判决中的哪些事项产生既判力的问题。一般认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限于判决主文中对于诉讼标的的判断。由于诉讼标的不同,行政判决与民事判决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存在差异。判决理由是否具有既判力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达到很高的程度时,应当赋予民事判决的判决理由以一定的拘束力,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行政判决的判决理由都不能产生既判力或者拘束力。民事判决既判力客观范围的作用领域只能是在以后的民事诉讼程序之中,而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则不仅及于以后的行政诉讼程序,而且原则上也及于以后的行政程序之中。     

试析行政人员的角色转换

环境是管理系统得以建立的客观基础,时代变革要求行政人员适应情势的变化完成相应的角色转换。国际化的治理环境要求行政人员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在工作中表现出更大的主观自觉性和行政行为的规范化,在行政理念上追求公共利益至上,积极实践其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