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赔偿制度与司法实践的非契合性探析

目前,在我国行政赔偿制度与司法实践是非契合的,分为三种类型:第一,行政赔偿缺位性非契合,表现为:抽象行政行为致害行政赔偿的缺位性非契合,公共设施的行政赔偿缺位性非契合,行政机关内部行政行为赔偿的缺位性非契合,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缺位性非契合,侵犯非人身财产权的缺位性非契合。第二,行政赔偿错位性非契合,表现为:行政事实行为的行政赔偿错位性非契合,行政不作为行政赔偿错位性非契合。第三,行政赔偿不充分性非契合,表现为:侵犯人身权行政赔偿的不充分性非契合,财产权损害行政赔偿的不充分性非契合。通过对以上我国行政赔偿制度与司法实践的非契合现状进行分析,指出行政赔偿制度进行立法完善势在必行。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12月，原名为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2002年10月改现名。中心下设中国宪法研究室，比较宪政研究室，行政法研究室、行政诉讼法研究室和行政办公室，另设图书资料室和“北大公法网”管理中心。     

行政改革内动力不足的理论分析及应对策略

文章主要借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有关概念和命题,对我国行政改革中的内动力不足问题进行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分析,并在借鉴国外行政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应对策略,即政治策略、法律策略、监控策略以及文化策略。     

乡镇政府行政成本测算模型

我国前几次政府机构改革之所以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是因为我国的行政改革没有把对行政成本的研究和行政机构的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机构改革中只有机构的削减,没有压缩行政支出,更没有降低行政成本。乡镇政府在我国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是最基层的一级。在“     

县域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

县域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杜渐，林生县，作为一级行政管理层次和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但作为一个经济区域，却是近现代与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相联系的现象。从“县级经济”的提法到现在大多数人接受的“县域经济”的提法，反映了理论界和经济...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责任困境及其政策纾解

责任困境正成为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难题,剖析其生成过程以及理性应对,有助于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价值,提升智能社会的政府治理效能,推动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责任困境是一种程序化与过程化的问题,需从动态过程来分析,基于“信息—解释—结果”的分析框架,从避责、问责、追责的全过程视角,剖析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责任困境。通过推进算法透明度技术创新,构建责任清晰的政府治理决策机制,建立健全智能时代责任追究制度,推动建立公共治理演练数据库,加强智能时代行政文化建设等举措,确保智能治理与公共伦理同步发展。     

行政、资本与乡土社会:农业经营模式的形塑机制——基于宁夏南部地区蔬菜产业发展的思考

通过对宁夏南部地区蔬菜产业中规模化、资本化农业经营模式建立过程的分析,发现行政、资本与乡土社会是形塑农业经营模式的三个基本因素。具体而言,政府投入的资源和开展的基础性工作,体现了行政力量在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引导和保障作用。而在农业高度市场化的情况下,新型的规模化、资本化农业经营模式的建立和发展又离不开资本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也就是说,资本必须通过对劳动力的有效管理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农产品,才能确保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的成功。而新型农业经营模式能否立足,还取决于资本能否处理好自身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因为后者是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立足的“社会基础”。基于此,可以认为,行政、资本和乡土社会三个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形塑了我国农业的经营模式及未来的发展形态。     

行政执法争议解决规则的检视与因应 ——以广东省１０地级市为样本

行政执法能力建设是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行政执法争议的解决关系到依法行政的运行效果,也关系到国家治理能力的评价结果。自２００４年起至今,广东省十余个地级市先后制定公布了行政执法争议协调办法,实施效果如何需要评估,以便为今 后行政执法争议协调办法的立改废提供技术和先验的支持。以十地级市行政执法争议协调规则为样本进行比对和考察后,发现部分地级市的协调规定正面临失效的境地。剖析行政执行争议协调机制悄然退场背后的原因,碎片化政府和行政逐级发包是其治理原因,程序的复杂性以及 缺少相对人参与、监督是其运行原因,机构改革致使权力行使乏力是其机制原因。树立行政一体的整体观念,构建执法责任豁免制度以及行政执法相关制度嵌入以回应执法争议生成困境;优化协调步骤,增加行政相对人参与监督机制及中止程序以破解协调办法的程序窘境;提出将 职责调整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牵头提出协调意见以及以行政协调办法替代行政执法争议协调办法的现实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