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诉讼制度 加强人权保障

旨在完善诉讼制度、强化人权保护的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正，通过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定罪权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其有罪以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法律上确定其已构成犯罪，废除了免予起诉，确定了未经人民法院审判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制度；通过明确辩护人的资格及限制条件，将辩护人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的时间提前，赋于辩护人较为充分的诉讼权利，健全了辩护制度；通过适当降低逮捕的条件，调整拘留的主体、对象和条件，完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有关内容，废除了收容审查，完善了强制措施制度；通过赋予被害人申请回避和委托代理人的权利，控告、起诉、申请抗诉等权利，拒绝权，被告知权、财产返还请求权，提高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加强了对被害人的法律保护     

论无被害人犯罪及其刑事政策

无被害人犯罪是相对于有被害人犯罪而言的一种犯罪。无被害人犯罪应区分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和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在刑法学中,无被害人犯罪的内涵要素是违背伦理道德但法益侵害不明显;在犯罪学中,无被害人犯罪的内涵要素是违背伦理但社会危害性小。我们应当在对国外无被害人犯罪刑事政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科学建构我国无被害人犯罪刑事政策,以保证有效遏制、减少无被害人犯罪。     

日本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制度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在日本熏有关犯罪被害人的保护法制度一直是备受关注的。从2000年开始熏日本相继制定和修改了一系列有关犯罪被害的防止和犯罪被害人保护的法律,尤其是犯罪被害保护“二法”的出台,使日本在犯罪被害人保护法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二法”通过减轻被害人的心理和精神负担以及扩大被害人权利救济的各种措施,使被害人保护呈现出独立性、实效性、体系化以及对被害人和被告人进行平衡保护的制度特征。日本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制度为我国构建被害人保护法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刑事法中被害人过错相关问题探析--以犯罪互动为视角

在犯罪互动过程中,被害人过错往往是诱发犯罪的主要原因。为此,首先应该厘清被害人过错在刑事法中的表达及其蕴藏的法理,然后通过立法将其由酌定量刑情节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这样将更有利于预防犯罪,尊重和保障人权,构建和谐社会。     

弃婴刑事被害现象的原因与对策论析

弃婴数量多、生存环境差,极易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其生命健康权、身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得不到保障.究其原因,主要包括家庭、国家、法律和社会层面的因素.相应地,革新观念、构建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完善法律规定、建立多方联动机制成为保护和救助儿童的有效措施.     

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及其建构

犯罪被害人问题是伴随着犯罪问题而存在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然而它却是一个被社会忽视的社会问题。在犯罪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严重损害而又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损害赔偿的情况下,国家应当建立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通过制定《犯罪被害人补偿法》,依据法律程序,对重大犯罪的被害人及其家属支付一定的金钱加以救济。这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犯罪被害人的生活困境,实现社会的正义与公平,而且还可以有效地缓和社会的报应情感,从而维持、确保国民对包括刑事司法在内的法治秩序的信赖,并对预防犯罪和维持社会秩序做出贡献。     

应确立被害人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律的援助对象

我国刑事诉讼的法律援助对象并不包括被害人,这对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非常不利的。本文拟从刑事诉讼原理的角度和世界刑事诉讼对被害人保障性权利的重视的发展趋势的角度出发,并结合当前我国有关法律援助的立法进行理性分析,以期对我国的刑事诉讼被害人法律援助立法有所裨益。     

论刑事被害人知情权之保障

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之一的被害人,其知情权理应受到法律保护,以利于其更好地参与诉讼,实现其合法权益。但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知情权的保护却存在诸多漏洞,不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建议完善被害人知情权保障制度,使被害人行使其正当权利。     

台湾修复式司法理论与实务

为在刑事程序当中抚平被害人的创伤,经学界、实务界多方讨论,台湾终于于2009年7月核定「法务部推动修复式正义-建构对话机制、修复犯罪伤害计划」,并2010年9月1日起于台湾本岛当中数个检察署进行试行方案至今。本文拟就目前台湾实务所实施之修复式司法实务进行聚焦,并以实际实务文献进行铺陈,主针对修复式司法于目前台湾实际运作状况进行探讨     

刑事调解:让被害人可见的工具,刑事司法公正的有机组成

刑事调解是刑事司法体系整体性的进步要素,也是保护公众利益的利器。对于被害人而言,刑事调解的意义尤为重大。之前被害人几乎生活在法律真空中,在关乎诉讼主体的程序设置框架中处于劣势地位。尽管重新发现和恢复被害人身份的运动更多地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发生,但它之后逐渐向大多数欧洲国家扩展。被害人通过刑事调解制度变得可见起来。应该最大限度扩展刑事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这应该以限制国家公权力,扩展个人意思自由理念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