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夫妇伦理近代变迁的民间基础

以往一般认为,中国以男女平等为基础的近代家庭伦理是维新时期明确提出的,主要是西方社会平等观念影响的产物。本文则通过考察后指出,维新运动以前一些通商城市里首先出现的单身化和小家庭化,以及妇女走上社会谋生的生活方式变动,是中国近代家庭伦理萌生的启动条件;而男耕女织劳动分工、夫妇对等的传统民间生活伦理是中国近代家庭伦理演生的主要内在源流,由此演化萌生了男女并立、夫妇为友的近代家庭伦理。由此表明,中国近代家庭伦理的最初演化萌生,主要不是受西方观念的影响,而是城市化、商业化社会变动带来的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变动的伴生物,具有中国社会内部民间生活变动的社会基础和民间生活伦理的观念基础。     

论日本近代"私权"思想的形成

“私权”是近代资产阶级主张其他一切权利的出发点。日本近代在西方个人权利观念的影响下,也形成了主张“私权”的思想。思想家们针对前近代社会不尊重私人权利的传统观念,大力宣扬私人的基本权利,包括人的生存权利、财产权利、自由思想、言论和行为的权利等。“私权”思想对日本走向近代化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百年来的沈葆桢研究

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他是晚清重臣林则徐的外甥,也是林的女婿.在其短短的一生当中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是中国首任船政大臣,直接处理对日交涉的钦差,台湾地区近代化的开拓者.对于这样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自晚清以来便有多人进行研究.     

法律近代化过程中乡村宗族女性转变刍议——江、浙、沪、皖等地区以性别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在法律近代化过程中,原处于父权与夫权交替包围下的宗族女性逐渐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自我权利,取得了婚姻自主、财产继承等权利。在江苏无锡村前村,乡村宗族胡氏一族的女性或求学、或革命。在性别关系角度上而言,法律近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日本近代化的中国因素:以高杉晋作为例

高杉晋作作为倒幕维新时期的杰出人物,在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曾经起过巨大作用。在其短暂而又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中,曾经于1862年赴上海考察,有感于中国的内忧外患,毅然投身于倒幕维新的近代化事业之中。在他身上折射出一代武士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印记。     

森鸥外文学中的近代化书写——《半日》《修建中》论

近代化书写是森鸥外文学的一大创作主题。作为兼具东西方文化视野的近代文豪，森鸥外在文学表达中一贯坚持尝试寻找东西方价值观的结合点，通过调和东西方文化的矛盾积极探索日本近代化模式，其作品聚焦封建与近代、保守与进步、秩序与个体等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矛盾，体现出知识人对社会的自觉思考和文学的时代关照。步入创作丰硕期后的森鸥外文学在拓展初期主题的同时，表现方法上有了较大的变化，较之初期作品的感伤性与抒情性，中后期作品则表现出冷峻的凝视、理性的写实与批判的精神，《半日》《修建中》中鲜明地体现出这种转变特征。在两部作品中森鸥外运用高超的象征性叙事揭示了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与矛盾，他将新旧价值观的问题、先进与落后的问题、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问题等日本近代化进程中需要超越的重要课题统摄于两作中，从文学层面为在近代化困境中挣扎的近代日本人提供了反思的视角。其对近代化进程所进行的理性思考与批判性书写，正是时代的迫切性与作家个体的自觉性催生的产物。     

近代以来日本学界阳明学解读的文脉

近代以来的日本阳明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这一阶段学者或将日本阳明学视作“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或将其作为“东洋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否定；第二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学者从近代化角度为阳明学赋予积极意义，代表人物是岛田虔次；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日本根本就不存在阳明学。近代日本阳明学解读的变化与日本在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密切相关，既受到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又反映了日本在西方与中华两种强势文明之间难以自处的复杂心态。当代学人应辩证地看待近代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在东亚思想史的内在脉络中考察东亚阳明学乃至东亚儒学的特点，从而为客观认识东亚传统文化提供有益启示。     

论丁日昌在洋务运动中的历史作用

洋务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一场著名的革新运动，丁日昌作为洋务运动中的先行者、创新者与实干者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江南制造总局创办的各个阶段中，丁日昌积极参与其中，是该局的实际创办者之一。其近代海防思想符合国家近代化的要求， 促进了我国近代新式航运业的起步和发展。在教育近代化上，丁日昌大胆对科举制度提出变革，并积极促成了出洋留学计 划。丁日昌在洋务运动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     

江南高等实业学堂考

在甲午战争中中国遭遇惨败,有识之士纷纷认识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乃至“商战”不如“学战”,从而使洋务教育偏重学习“西文”和军事技术等“西艺”的思想和做法有了调整,兴办服务于民族工商业的实业教育渐成风气。在这样的背景下,1896年“俾育人才而济实用”的江南储材学堂应运而生,开两江治下实业教育之先河。在维新运动中该校更名为江南高等学堂,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又嬗变为江南格致学堂,在清末“新政”中于1904年改办成江南实业学堂,又于1905年升格为江南高等实业学堂,成为江苏和安徽等地实业教育的最高学府。民国以后,江南高等实业学堂以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和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两脉延续和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随着大学区制的实施,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和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并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江南高等实业学堂的办学史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转型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