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毁淫祠研究——以苏松地区为中心

明清时代苏松地区的官方毁淫祠行动主要通过毁祠庙、建社学、祀正神等方式加以展开,但并不具有持续性和普遍性。同时,由于这一行为主要依赖于地方官员的政治热情与利益趋向,缺乏制度保障,再加上他们不可能真正从根源上铲除淫祠产生的土壤,因此其成效长远而言难以得到保证。另外,自明代中后期以后,地方士绅在毁淫祠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日益显著,地方利益的博奕对毁淫祠亦有多方面的影响。     

孔子的时尚之忧

正"吾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孔子不只一次说到过自己"好古"。老彭何人,早已说不清楚,有说是老子和彭祖。但不管何人,一定都是有名的通古之士,孔子可与一比。抑或孔子更胜一些,不然何至垂垂老矣仍惋惜慨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当然,如此好古的孔子也就难逃守旧之名。孔子好像真的守着一份"旧"。崇尚尧舜文武奠基的道德文     

儒家伦理与廉政

伦理是指人际社会关系中类之间或辈分之间的道理、原理、规范的总和。在当前,伦理已度越了狭隘的人际社会关系,而推至人与自然、社会、心灵、文明各领域的伦理关系。在中华民族传统伦理中,具有丰富而深邃的伦理道德精髓,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伦理道德,对于反腐倡廉,具有特殊价值和现实意义。它关系民族的治乱兴衰,国家的生死存亡,个人的身家性命。为此,倡导和践履中华优秀伦理道德,建设一个公平正义、廉洁奉公、不贪不淫、诚信无欺的廉政而和谐的社会,是今天的急务。我们要培养品行诚信的廉风,要培育贫贱不移的廉志,要尊重节操爱民的廉士,要培育清白高洁的廉洁之士,要培育廉明公正的廉正之士,要培育洁身谨慎的廉谨之士,要培育谦逊知礼的廉让之士,要培育一身清廉知耻的廉耻之士。这是立身之本,立国之本,立世之本。     

郑声非民间音乐说

郑声是孔子对一种非雅音乐的贬称，它滥觞于殷商，得名于春秋，流行于战国，影响及于后世。对于习惯了雅乐的贵族而言，郑声的确是“新声”。但是，它的前身却是商纣王的“新淫声”，比西周制作的雅乐还要古老。郑声的表演者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女乐或乐师，欣赏者是拥有特权的新兴贵族，因此在本质上它属于宫廷音乐。当然，这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郑声会流行于民间，也不排除它会吸收民间音乐的因素。     

“郑风淫”观点的合理性质疑

《郑风》作为十五国风之一,在从汉到宋的经典阐释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宋代以前,学者们根据孔子"郑声淫"的观点,从音乐的角度批判《郑风》。到宋代,朱熹将《郑风》和郑声联系在一起,定义《郑风》为"淫奔之诗"。但是从《郑风》的诗歌本意来看,诗歌语句并不符合朱熹对于"淫"的定义,因此朱熹"郑风淫"的观点并没有合理依据。在历史上,古人仅提及"郑声淫"而未有"郑风淫"一说。     

魏晋南北朝民众宗教活动略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众的物质生活十分匮乏,精神上也有很大压力。他们便以独特的宗教生活来缓解这些压力。概括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民众的宗教生活主要有造像、写经以及淫祀。民众通过这些宗教活动寄托自己的企愿,表达心灵的诉求,摆脱精神的苦痛。     

“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有关《国风》的两种阐释

同是以“我”为主人公的抒情诗，实际上又有作者自言、代言之分，其甄别结果，有时会直接影响到对诗的把握。《诗经·国风》中有一批语涉男女的抒情诗作，汉代《毛诗序》全以代言视之，进而以为是“刺淫”之作；宋代朱熹《诗集传》又全以自言解之，进而以为是“淫奔”之作，由此生出《诗》学史上汉、宋之争的一大公案。其实，这乃是他们对《风》诗本身所具有的自言、代言双重层面不同理解的结果。而这种不同理解，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刺诗”“淫诗”说的对峙，则是由他们作为接受主体“先在”因素、条件的差异性所制约的。     

从历代龙母信仰之禁看民间宗教的延续性

龙母是岭南地区广为民众信奉的重要神祗,历史上曾获得诸多封建帝王的赐额和敕封,因而具有正统色彩。但是,历代也不乏有主张对之加以封禁者。其中,宋明时期,部分官绅因其理学思维方式或推行朝廷礼制改革和基层社会教化的需要从儒家伦理道德的角度表示应该禁止之,而民国和"文革"时期则因所谓禁止迷信和推行移风易俗的目的而对之加以取缔。但是,这些言论和行为对龙母信仰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原因在于这一民间宗教的实用功能、人群整合功能和精神偶像功能不仅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甚至在当今仍没有完全丧失其存在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