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投资与家族企业系统风险

家族企业是民营经济的主体,其创新行为与创新结果是国家创新驱动战略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然而目前学术界对家族企业与创新活动的研究却存在相悖观点,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创新投资对家族企业系统性影响研究。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本文采用Beta系数对系统风险进行测量,探索创新投资与家族企业系统风险之间的关系。对2012-2020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的A股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创新投资与家族企业系统风险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只有当研发投入强度跨越门槛值(1.2%)时,创新才会显著增加家族企业系统风险,但是当研发投入强度超过门槛值(1.6%)时,创新投资会显著减少家族企业系统风险;从作用机制来看,创新投资通过对非沉淀性冗余产生作用进而影响家族企业系统风险;从作用情境来看,家族涉入程度强化了创新投资影响家族企业系统风险的作用机制。本研究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了依据：家族企业只有持续创新投资、突破门槛约束,才能最终降低企业系统风险。     

必然同一理论视角下的分析与综合

克里普克基于认识论、形而上学和语言哲学三个领域的划分提出必然同一理论,给出了一个陈述表征何种事态的合理途径,但克里普克并未始终贯彻三个领域的划分,依据必然同一理论重新界定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表征何种事态,反而径直接受了分析命题表征必然事态的传统观点。依照克里普克本意重新界定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表征何种事态,可以得出,并不是所有的分析命题都表征个体自我同一的逻辑必然事态,也并不是所有的综合命题都表征偶然事态,克里普克径直接受分析命题表征必然事态的传统观点是本可以避免的。     

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对于化解生态危机的价值

资本逻辑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之所在。马克思将生态环境问题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联系起来进行思考,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实质上是从生态危机形成的根源问题上进行追溯和批判,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之所在正是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然。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增殖原则、效用原则和生产原则进行剖析、批判,蕴含着重要的生态危机化解旨趣,对于克服和化解世界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恶化、避免中国现代化重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发展经济而破坏环境的覆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基于韩国流行舞蹈的逻辑考察与现实省思

舞蹈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承载着人类情感,属于文化意识形态范畴。韩国流行舞蹈以其独特的表达效果和剧场效应,极易使受众获得情绪释放与幻想满足,并借助社会思潮与网络平台迅速走红世界,显示出韩国强劲的文化输出力。韩国流行舞蹈作为韩流的最新表现样态在青年人群中尤为火热,面对这种文化消费现象,需要对韩国流行舞蹈的形成条件、发展逻辑、演变形态及影响力作用方式进行分析,并对其文化产品及文化现象进行现实性省思。对于韩国流行舞蹈的火爆,需要做出明确的价值规范与引导,利用好网络平台虚拟性,营造积极健康的释放青年人活力的空间和舞台。     

大众文化的市场逻辑——后革命氛围中的中产趣味与消费想像

20世纪末,中国社会走进崭新的“后革命”时代,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和彻底开放的社会调整格局。在这种时代背景中,孕育已久的中国大众文化在国家体制默许及市场逻辑笼罩下迅速崛起,取代了传统精英文化的支配地位和美学趣味,并由高科技与现代传媒的强力支持而独霸了最大的市场份额,直接影响着最广大的城镇市民。大众文化的勃兴是文化受到长期禁锢之后重获解放的结果,是对大一统的文化格局的颠覆,代表了经济和技术上的历史潮流;同时,遵循“市场逻辑”、依靠数码技术的大众文化又带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加剧了急功近利的社会价值取向和精神压力,消解了人文价值的传统影响。     

从“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逻辑转换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创新,也是对社会治理目标的更高追求。社会治理提出以来,基层探索了丰富的“共同治理”实践模式,但是面临严重依赖党政推力、合作共治浅层悬浮、制度认同度低又难执行等新困境。“治理共同体”意指多元治理主体以共同体成员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共同体纽带激活内在动力、以共同体关系优化治理结构、以共同体规范完善治理制度。从共同体“纽带—关系—规范”审视治理“动力—结构—制度”,能够更加清晰地审视“共同治理”的问题症结,为破解困境指明方向。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亟待从简单“共同治理”走向“治理共同体”,包括在治理动力上从应激响应到日常韧性、从行政末梢到动员起点、从个体性到公共性;在治理结构上,从差异性到互补性、从表面到嵌入、从偏利共生到互利共生;在治理制度上,从行政场景到生活场景、从封闭到开放、从纸面到实效。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民事诉讼调解政策对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建构目标与运行方向具有决定性的指引作用,深度认知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演进逻辑是民事诉讼调解研究的重要论题。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经历了“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自愿合法调解”“调判结合”“调解优先,调判结合”“调判结合”六个历史时期。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演进深受民事司法制度与社会整合机制构成的制度结构的影响,民事司法制度改革调整了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适用空间,社会整合机制转型改变了民事诉讼调解解纷资源配置方式。同时,受政策调整成本、学习效应、协同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的影响,民事诉讼调解政策演进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此外,社会矛盾纠纷状况变化带来的外部环境压力变化、党和法院不同时期工作目标的转换以及司法理念更替构成了民事诉讼调解政策演进的动力机制。     

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的治理逻辑

建设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法治化是必然要求,其中环境法治不可或缺。中国式的环境法治必然要重视党内法规的特殊法治和治理功能。可从着力发挥党内法规在环境法治中的特殊作用、统筹推进环境综合治理的规范功能、推动构建人类环境命运共同体的制度文明三方面,揭示出环境党内法规所秉持环境系统观、环境效能观、环境文明观的政理法理。环境党内法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环境党内法规所承载上述治理逻辑的规范样态,不仅包括符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严格形式要件的狭义党内法规,也包括引领环境法治发展的环境政策、起到监督保障等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从环境党内法规的政治功能和规范效力来讲,将以决议、决定、意见、通知等为主要载体的环境政策视为广义的环境党内法规,符合新形势下环境党内法规体系构筑的核心要义。从目前党内法规体系的构成情况看,起到监督保障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成为了主力军,但其数量庞杂又单线作战的实践困境使其亟需完善以形成治理合力。因此,应进一步探讨党的环境政策和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向狭义党内法规的有机转化,使狭义的环境党内法规成为环境党内法规体系的主体部分。广义视阈下的环境党内法规,在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发挥着规范、治理与重塑的制度功能。环境党内法规通过将党的不成文的环境文明提炼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形态,从而使其获得长远的效能力和长期的执行力。环境党内法规通过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赋能,从而全面发挥其环境治理的政治效能、预防效能和发展效能。环境党内法规以党的领导为本质特征的政治结构为环境文明奠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理念为环境文明铸魂、以党规国法共治为保障的外部制度为环境文明塑形,使其实质上具备了打造人类环境文明新形态的重塑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完备的环境党内法规体系对上述功能的系统发挥尤为重要,因此,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还有待进一步体系化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