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特点及启示

在21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仍是其政府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当今美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分析其特点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将有一定的启示.     

美国BIT范本的环境政策考量与变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从1981年启用第一个BIT范本,之后历经数次修订,形成不同版本。其中的环境保护条款从无到有、从简到繁,2012年版本对环境保护又有大力强化。虽然环境例外条款具有法律形态,但因其为缔约方保留环境规制的空间,没有消极影响,其他环境条款尤其专门环境条款则只具有政策形态,对缔约方只有倡导和督促作用,因而也不具有负面意义。基于此,对于中美BIT谈判,中国应该持有像实践WTO规则一样的心态,研究它、接受它,为投身国际实践走出第一步,为将来参与更大范围的规则制定做好准备。     

“两伊问题”困扰中的美国海湾战略选择

伊战后,美国的海湾战略屡屡受挫,在中东面临危机多元化和扩散化的严重挑战。在伊拉克陷阱和伊朗核问题的双重困扰下,小布什政府及其后任可能的战略选择包括坚持原有“主导和预防行动”、采取“崩溃预防型”、恢复“稳定、威慑和遏制”、考虑“合作型秩序”等。但除非美国放弃独家主导海湾的霸权战略并调整其战略目标,否则难以在“支配”海湾地区和摆脱困境之间找到两全出路。     

Defending White Scientific Masculinity

While many feminist and postcolonial scholars have analyzed the post-9/11 politic in the United States, few have focused on the anthrax “attacks” that followed the 11 September 2001 World Trade Center disaster. The FBI search for the perpetrator of the 2001 anthrax mailings was an important node in US national security discourse making – it culminated in the fingering of a white male government biodefense scientist and cast doubt on the role of scientific expertise in provisioning national securit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while “white scientific masculinity” was put into question, it was simultaneously shored up as a nationalist symbol of protection against bioterrorism. This article traces shifts across the three FBI-led profiles of the anthrax perpetrator, along with concomitant news media coverage: the white male “loner” nonscientist, the white male “loner” amateur scientist and finally the white male biodefense scientist. Using a cultural studies approach, this article details how at each successive investigatory stage profilers mobilized hegemonic discourses to re-instantiate the authoritative status of white scientific masculinity in US national security. This analysis offer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to feminist and postcolonial critiques of the symbolic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ment in white masculinity during the War on Terror.     

都市类报纸与"公共新闻"实践探索——以《楚天都市报》、《武汉晚报》为分析对象

“公共新闻”运动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闻界发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新闻改革运动。“公共新闻”倡导媒体关注公共领域建设,鼓励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积极寻求与公众、政府间的沟通与交流,以探寻公共问题的解决之道。近两年国内也掀起了一股“公共新闻”热潮,其中都市类报纸的“公共新闻”实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仅秉承了“公共新闻”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理,同时也具有自身特色,对新闻媒体探索如何在当前新的社会形势下发挥信息沟通和舆论导向作用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     

中美教育公平热点问题的伦理学反思

实现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中美两国由于文化背景、社会价值观的差异,决定了两国为实现教育公平必然会采取不同的方式。运用当代西方伦理学的相关理论,从文化心理、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方面分析了中美教育的差异,指出我们必须坚持确保每一位公民受教育的权利,确保所有的受教育者拥有相近的教育机会,通过公平的程序挑选人才并合理分配有限的教育资源,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必要的支持和补偿。     

埃及“7·3”事件后美国对埃援助政策研究

埃及被认为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和阿拉伯世界最坚定的盟友。美国自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以来,每年向埃及提供大量的军事与经济援助。2013年7月3日,埃及民选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被埃及军队废黜。根据联邦法律,美国暂停对埃及的部分援助。本文从“7·3”事件后美国对埃及援助的变化及其特点、影响援助变化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展现美国对埃及援助政策中的复杂利益和战略考量,根据对历史与现实的分析,预测美国今后对埃援助政策的走势。     

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奥巴马主义”探析

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政策措施彰显"奥巴马主义",即军事上谨慎用兵,避免直接地面占领或卷入一场针对伊斯兰国家的新战争,而是通过武装反对派推行"阿拉伯人打阿拉伯人",减少人道主义干预的成本;政治上运用所谓美国的"巧实力",让欧洲大国和阿拉伯盟友提出议程设置,充当"急先锋",美国在背后"掌舵",以最廉价的方式延续美国在中东的领导地位;外交上通过议题设置,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服务于美国政府;经济上运用援助和制裁两手政策来实现政治目标;文化上利用媒体、非政府组织和网络,开展民间外交和网络外交。奥巴马政府试图综合运用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手段,推动中东反美国家的政权更迭,维护亲美国家的政局稳定。研究表明,无论是主张依靠硬实力的"布什主义",还是主张依靠巧实力的"奥巴马主义",其在中东维持美国领导地位的战略目标,却是一致的。     

协调对华经贸政策的角色：从总统到中美高层经济对话

冷战后,美国在对华经贸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包括总统、国会和各行政部门在内的政策主张不一,不时发生对抗,反映出其部门间协调性机制的缺位。近年来,美国财政部牵头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国务院领导下的中美高层对话构成了中关经济对话的新型机制,弥补了美方对华经贸政策制定中用以协调本国国内各部门政策立场的制度性缺陷,为稳定和助推两国经贸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必要的有利机制。     

美国"冷战"政策与日苏领土问题的形成

战后日苏领土问题的形成,与美国"冷战"政策有密切关系。美国因"冷战"政策而转变对《雅尔塔协定》的态度,使苏联获得有关领土的法律依据缺少说服力,同时也给日本收回领土提供了口实;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要求日本放弃有关领土,但又不规定其最终归属对象;美国对日苏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干涉,表面上支持日本方面主张,实质上阻止日本方面妥协而使领土问题成为遗留问题。美国国际"冷战"政策是造成战后日苏及日俄领土问题形成最重要的外来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