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基础教育公平的认识误区

实现基础教育公平,关键的问题是强化思想认识、明确实现途径和确定实施步骤.要走出教育的经济工具思维,认识教育公平的本真价值;走出效率优先观念,确立基础教育公平优先的地位;走出教育市场化的误区,坚持教育的公益性提供方式,依靠制度的建设,保障教育公平的实现;在首先解决教育机会平等的同时,着力减少教育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因地制宜、分步实施基础教育公平,防止一刀切、削峰填谷和无特色的均等.     

不同收入水平下农村居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比较研究——以江苏为例

以江苏常州、南通、连云港3市的农村调查资料为依据,通过分层聚类分析表明: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农民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结构有较大差异;在目前农业小生产条件下,农民生活性公共产品需求与人均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农村公共生产服务的需求仍较高,而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农村基础教育始终是最需要解决的生活性公共产品.因而,在新农村建设中,各地区应根据农民需求偏好确定公共产品的投资结构和方向,在注重结构优化的同时结合财政能力和农民实际需求确定公共产品的供给次序.     

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特色"如何体现?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同时推进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意味着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有别于经济结构转化已完成的国家和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中国农业现代化需要同时实现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在市场化背景下更重视农民增收,通过对农民的常规性经济激励及其他体系化安排实现农产品持续增产.围绕这一目标体系及优先顺序的转变,技术进步、组织创新、要素流转、农业保护等实现方式也应该体现出异质性特征.     

企业破产的优先受偿权解析

《企业破产法》与《企业破产法（试行）》相比,重新界定了企业破产的清偿顺序。破产清算中的优先权涉及到四类：一是担保物权优先权。二是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优先权。三是职工债权优先权。四是税收优先权。上述四类优先权的债权人依法都享有就债务人的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     

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FDI流入的弱化效应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税收政策成为影响FDI和一国经济调控的重要因素和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FDI税收优惠政策在引进FDI中功不可没。但在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给予外资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政策在违背"税收国民待遇"原则的同时,也带来经济上的许多负面影响。2007年3月16日新的所得税法出台后,对税收政策与FDI的关系以及新税法的不足进行研究变得尤为重要。根据对我国现行FDI税收政策的实证分析发现,虽然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有助于吸引我国FDI的流入,但随着政策的实施,税收优惠成本逐渐递增,这种正效应也逐渐趋于减弱,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FDI的流入呈弱化效应。     

“五项措施”服务群众 营造幸福家庭

2014年以来,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口计生局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创新工作方法,通过优生优育优教助力家庭幸福、利导优惠政策服务民生工程等“五项措施”,大力推进生育文明幸福家庭创建活动。在创建活动中,笔者认为只有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倡导生育文明,倾斜利益导向优惠政策,才能使计生家庭美满幸福。优生优育优教助力家庭幸福永定区把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作为深化人口计生的服务职能,提升优质服务水平的主要工作来抓。通过扎实开展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优质服务,不断完善服务内容,帮助计划     

社会冲突中的涉民族因素及其解决——兼论法治在民族地区的实现

在我国的社会冲突处置中,由于涉民族因素被赋予了"敏感"、"特殊"等政治属性,事件的衡平与定性往往被抬到政治决策的高度,法治的缺席导致冲突由单纯的法律关系演变成为复杂的政治关系。这种政治优先的冲突治理方式具有效率、秩序的优势,但劣势也非常明显:既不是制度创新,也不是政策替代,非制度化的治理逻辑甚至还抑制了民族地区的社会自我调节功能。在依法治理的角度,当前迫切需要建构统一的国家法治体系,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依据制定配套性程序规范、完善司法救济、加强规范政府行为的制度建设,以及促进民族地区法治共识的形成等。     

五管齐下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于法鸣近日在上海参加人力资源论坛时指出——就业是中国天大的事,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胡锦涛总书记今年的讲话更是把实施充分就     

巴中市困难群体就业状况调查与思考

促进困难群体就业,是推动社会整体实现更加充分就业的重要任务,是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家庭收入有来源,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近年来,巴中市始终坚持把困难群体就业援助帮扶作为保民生的重中之重,强化各级帮扶援助责任,落实困难群体就业目标,将下岗失业的4050人员、领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且就业困难并失业一年以上的失业人员、城镇     

《老子》解读方法刍议

《老子》文本解读,过去大多以训诂方法为主, “公训公有理,婆训婆有理”成了《老子》解读中的常见现象,由此带来的译文不顺、逻辑不通、意义不明等后果已经或正在显露出来.近年来在“西学”背景下的若干新方法的采用,不仅没有消除过度依赖训诂所产生的“症状”,而且又出现了另造一个“老子”的风险.运用“整体性”方法、“回到《老子》文本中去”的方法、“逻辑之优先性”的方法、“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方法来解读《老子》,将有助于《老子》解读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