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缘由、根据和方法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是作为“问题”被人们提出来的,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了梳理解答:一是“问题”提出的原因,二是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根据即它何以具有当代性,三是如何阐扬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即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途径和方法。     

佛教美学观新探

佛教所追求的美,是不同于形式美的道德美、不同于感性美的心灵美、不同于虚幻美的真实美、不同于当下美的永恒美。佛教谓之佛教涅槃安乐、净土极乐、法喜禅悦。对这种本体美的美感反应不是世俗的受乐、欲乐,而是超越情欲享受、不苦不乐的法乐、寂灭乐。佛教否定世俗的美和美感,同时又以毕竟空的世界观和中观的方法论对世俗美采取了变相肯定的态度。于是,莲花、圆、十、光明、七宝、香、音乐、言像等等具备了审美价值。它们构成了佛教的世俗美形态,最终为吸引众生皈依佛教服务。     

《英语写作》教学改革与英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

本文着重探讨如何在大学本科英语专业课程《英语写作》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并指出应采用语篇教学法、引进辩论法和阅读写作整合法等开展写作教学。     

论亨利八世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叛逆罪立法

在英国宗教改革时期,亨利八世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危害王权行为,颁布了多部叛逆法,涉及投毒、保护王室婚姻和王位继承、＂王位至尊＂以及国王的统治能力等方面。这些叛逆法虽然较为严酷,却有力地推动了英国宗教改革的发展。研究这些法律,将为认识英国宗教改革的发展历程以及英国王权的强弱嬗替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信访不信法"的现实考量及应对

信访作为一种司法救济程序外的救济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行政方式来解决纠纷和实现公民的权利救济,在我国的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现今大量存在的"信访不信法"现象.涉法信访固然能够为有限的少数人带来权利和义务的最终公正,但同时也使法律至上、司法终局等现代化法治观念受到极大冲击.所以我们必须改革信访制度,走出利用信访形式在现行法律制度外恶性循环的怪圈,使信访逐步纳入国家的正常法治轨道之中.     

集体劳资争议的刑事责任研究——以日本《劳动组合法》第1条第2款为中心

日趋增多的罢工、怠工等集体劳资争议给刑法学带来了新课题,引发学界对刑法是否及如何介入集体劳资争议的慎思.日本《劳动组合法》第1条第2款对集体劳资争议在区分正当与不正当的基础上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刑事责任模式,堪称全球劳动刑法的典范.这对中国劳动刑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刑法应该积极介入集体劳资争议,并把正当的集体劳资争议视为刑法中的违法阻却事由,而以刑法中的普通犯罪追究不正当的集体劳资争议的刑事责任.     

秦朝"以吏为师"及其相关问题考辨

"以吏为师"是秦国暴政的手段之一,这种畸形教育制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尊奉法家反对儒家是导致"以吏为师"的根本原因,分封与郡县制之争导致了"焚书坑儒"与"以吏为师","坑儒"事故使"以吏为师"的畸形制度进一步巩固.究其实质,"以吏为师"在于加强思想控制."以吏为师"破坏了秦朝的文化教育,对先秦时期行之有效的"官"、"私"学之教育制度,也是一次致命的破坏.     

聚焦中国英语课堂:影响学生参与讨论的因素—— 一次采用定性分析法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尝试

通过课堂观察及课后的学生采访,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法考察了决定英语课堂上中国学生讨论情况的因素。　　本文的主要发现是：（１） 中国文化推崇的谦虚美德明显地妨碍了学生们抒发己见;（２） 学生推理能力和英语表达能力之间的鸿沟是引起表达焦虑的主要原因;（３） 教师的角色左右学生讨论中表现。基于上述发现,本文认为,课堂学习由民族性格、教育体制、口语习得心理以及教师角色所决定。因此建议,今后要注意研究课堂学习和其他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中国资本和劳动力匹配状况分析:1978-2006

本文针对现实经济中资本与劳动力匹配可能会出现的5种情形,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推导了厂商在完全竞争环境下的资本劳动力理想最佳配比值形式,并以此为对照标准,分析了经济中资本劳动力现实匹配与理想匹配差距对要素配置可能产生的影响。接着本文详细讨论了对有关参数值进行了估算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最后我们利用中国1978~2006年间的数据对相关参数值进行了估算,通过计算我们得到了在此期间资本劳动力近似理想配比值和现实配比值的结果,根据此结果我们结合中国转型时期的特点对资本劳动力匹配状况进行了初步解释。     

物权法私主体权利价值取向论——及至民法本位探讨

近、现代物权法价值取向未变,即都是私主体权利价值取向,只是现代物权法,带些社会化倾向.近现代物权法及我国现今物权法当以私主体权利为价值取向.申明物权法私主体权利价值取向,并非不顾及有些情况下的社会化倾向,只不过这些"顾及"是为次的,这由物权法私法性视角决定的.唯如此,以物权法为代表的私法才可与所谓的社会法、公法之社会、国家价值取向性视角相制约、相抗衡,达成整个法律体系的和谐平衡,否则,全部法律一边倒地以社会、国家为价值取向,则与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中客观存在公私利益之分别不匹配,法律上层建筑则不符市场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