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生命周期结构:一个理论框架和基于CHNS的实证

家庭生命周期结构的变迁直接影响到家庭决策与行为、家庭资源的获取与分配以及家庭关系的发展轨迹,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与政策涵义。在当代社会中,古典家庭生命周期不再是主流形态,家庭生命周期向着时序结构多元化、关系结构简单化、功能结构缺损化的方向发展,家庭对外部资源和政策支持的需求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研究将家庭生命周期解构为时序结构、关系结构和功能结构,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在形态、时序、关系和功能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初步探索了家庭生命周期结构变迁的社会经济影响及其引致的政策需求。     

孝道伦理、社会交换和农村家庭养老

在传统中国,农村老人是以家庭养老为主,但是在社会变迁的冲击下,当前我国的农村养老问题变得十分突出。笔者认为,造成农村养老困局的表层原因是孝道伦理的滑坡,而深层次原因却是农村老人缺乏可供交换的养老资源,因此,建立普惠性的养老津贴是解决农村家庭养老困局的突破口。     

农村在婚男性流动对留守妇女家庭决策权的影响

农村在婚男性的地域流动重构了传统的、基于性别的社会分工:在维持“女主内”的同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家庭“男主外”的格局,这无疑会作用于女性的家庭地位.本文基于性别分工理论、家庭决策理论,利用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专项调查数据,探讨男性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家庭决策权的影响.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务工收入的增长并未降低留守妇女的家庭决策权;相反,由于留守妇女更多地承担了家庭农业生产活动,掌握了更多的家庭资源,故其家庭决策权显著增强,家庭地位得以改善.总体来看,“男流女守”的新型劳动分工模式对留守妇女而言是一柄双刃剑,在加重女性家务负担和农业劳动的同时,也有利于她们家庭决策权的提高.     

从彰显到消失:集体主义时期的家庭劳动(1949-1966)

集体主义时期,为追求经济超速发展实行高积累低消费"以生产为中心"的发展策略。国家有意识地把性别化分工编织进大生产体制,由妇女无酬承担起绝大部分的再生产职责。国家对于妇女的家内劳动并非完全"看不见",而是努力对家务劳动进行理论化,以确立家务劳动及其承担者在社会主义生产体制中的位置。女工、农妇、职工家属/家属工三个妇女群体与生产的关系决定了国家对于她们家内劳动的不同态度以及她们的政治地位。     

论企业产权的博弈形成过程

企业参与者生产要素禀赋及相应的生产要素特性决定了企业参与者的相互博弈将形成如下的产权安排:经营管理者拥有企业总体资产统一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获得企业拟所有权;股东拥有共同资产所有权、相应的企业总体资产统一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债权人相对独立地拥有自身提供货币资本的所有权及其相对固定的收益权;工人相对独立地拥有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主要控制权及其相对固定的工资收益权。这种产权形成与安排使得企业参与者之间内部原始的合作生产性契约关系嬗变为外部的交易分配式契约关系,经营管理者和股东成为企业内部人,代表企业作为企业中心签约人,与企业其他参与者签定交易合同以确定分配等权益关系,此时,企业其他参与者,特别是债权人和工人实际上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企业外部人。因此,在企业性质三重关系中,产权安排决定生产匣子和契约组织。     

平衡工作和家庭的个人、家庭和国家策略

本文梳理近年西方社会有关平衡工作和家庭的研究.以工作社会学为基础分析平衡工作和家庭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取向.反恩工作至上的工作伦理、时间分配的类型和性别与阶级结构下的行动策略.从公共政策方面探讨个人、家庭和国家的行动空间.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养方式的社会学分析

通过对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养方式的现状进行描述和归纳,分析产生不同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的原因,以期引起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群体的关注,更好地指导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养方式,提高家庭教育质量,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     

家庭养老、老年贫困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角色定位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农村家庭养老条件变化影响老年贫困的一般机制,并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农户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村家庭养老条件变化对老年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农村家庭养老条件变化显著影响了老年相对贫困的发生率,成为老年贫困的主要诱因。基于此,本文对新农保制度提出改革建议:应加大对新农保的财政补贴力度,并逐步建立以社会养老为主,家庭养老为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论农村留守妻子家庭中的互动仪式

本文以具有分离家庭特征的农村留守妻子家庭为分析对象,考察外出丈夫与留守妻子之间的微观互动实践.认为农村家庭内部的互动仪式因人口流动现象已经发生变迁;新的互动格局之于分离家庭的意义在于,家庭成员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互动情境中,面对具体在场可得性以维持和再生产家庭功能和家庭关系.     

孝慈精神:中国家庭道德教育的形上依据

中国传统家庭道德教育始终以孝慈精神为形上依据。孝慈精神作为形上依据具有如下合理性:一是拥有可靠的形成基础,二是适应传统的社会结构,三是蕴含稳定的利益实现机制,四是关涉现实与超越的统一,五是它外化所形成之道德规范切实有效。鉴于家庭结构、价值传承相一致,孝慈精神也理应成为中国现代家庭道德教育的形上依据。只不过,孝慈精神须经历一个现代化过程,被赋予现代的内容,以适应改变了的社会与家庭。孝慈精神现代化,不仅要适应现代社会、家庭的特点,而且还须顾及其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因此,孝慈精神现代化是孝慈精神全方位的现代化,且现代化的孝慈精神应具有亲子人格的平等性、权利义务的双向性、亲子交流的情感性、主体行为的自律性、相互忍让的宽容性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