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发展新趋势

21世纪以降,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关系发生深刻转变,国际关系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和新趋势。主要包括国际关系的制度化日益加强,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并存发展,国际经济关系日益政治化、国际政治关系日益经济化,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相关的国际合作日益加强,外交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展,外交的民主化趋向日益加强,国际世界格局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与转变。     

组织化调控:社会转型的中国经验

分散社会的组织化是构建中国社会调控体系的历史前提与逻辑起点,组织是支撑中国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的关键力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变迁是革命性的,但整体的转型过程是相对有序而平稳的,其基本经验就是:执政党主导的权力组织网络是支撑中国社会平稳转型的根本保障力量,组织化调控是支撑中国社会平稳转型的核心主导机制。组织化调控的根本缺陷在于治理成本较高和政治风险较大,并且很难实现国家治理的常规化与弥散化,在组织化调控体系中培育与成长制度化调控模式是中国国家建设和治理体系重构与再造的基本趋向。     

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纪念的建构逻辑——以近代中国革命纪念制度化为例

现代政治纪念源起于西方。为探寻中国本土化现代政治纪念的策略,选取晚清至民国期间近代中国革命纪念制度化过程为研究对象。由于政治转型过程中各因素转变的非同步性,近代中国革命纪念的建构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近代中国革命纪念经历了酵素酝酿、边缘突破、深层迂回与规范化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不同政治主体的政治理念、在权力体系中的位置以及建构策略都有所不同。可以说,近代中国革命纪念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是一个从中心到边缘再到中心的复杂博弈过程。     

制度与儒家之间——思想史视域中的制度儒家

本文试图通过制度与儒家之间的关联,来思考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以及儒家的特征。钱穆先生关于这个主题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合适的切入视角,他在制度与人事之间更为注重人事,突出强调士人对皇权的制约作用,但是未能充分地强调制度对人事的制约层面。而汉学家列文森则将儒家官僚制与君主制作为“理想型”,从而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儒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思想史上的梳理,这种思路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分析的影响。列文森是以儒家的现代命运作为基本问题意识,将传统中国向现代的转型作为研究的重点,从而过于强调自宋至晚清这一阶段的思想史,忽略了秦汉以来的经学传统。在这一方面,陈寅恪从儒学内部对中国政治传统与经学关系的论述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尝试的思路,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理解干春松教授在《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一书中所做出的理论上的努力。《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以权力—真理的关系为枢纽,对自先秦至晚清儒家制度化以及制度儒家化的过程进行了内在融贯的阐述,为我们把握儒家与制度的关系提供了相对整全的视角,同时本书将儒家在现代面临的困境揭示了出来,从而使得本书兼具思想与学术的双重内涵。     

政务公开反腐败论要

我党政务公开政策有一个较长的形成过程。其内涵包括了执政党、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村民自治组织在内的全部国家政务和群众基层自治组织工作与活动中的公开问题。政务公开的政治思想基础是我党的群众路线,其法理基础源于公民的得知权与人民政府的说明责任,其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为各国家机关向人民代表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以及直接向全体公民的报告制度。政务公开具有明显的反腐倡廉功能。我国应建立纪律检查与行政监察工作的公开报告制度;出版纪律检查与行政监察公报,实现反腐倡廉工作信息情报公开;完善和修改相关立法与司法制度,对纪律检查与行政监察公开制度予以司法保障;从而构建起我国实行纪律检查与行政监察公开为核心的反腐败制度。     

“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功能、性质与制度化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在立法不能时满足实践对规范的需求,在立法滞后时补充和完善法律,在职权行使时提供便捷方式,由此成为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性质而言,此类决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但与法律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虽在形式上表现出决定的某些外部特性,但在实质内容上亦有别于其他性质的决定。就其效力而论,此类决定的效力应低于宪法和法律,且不得规定法律保留事项,亦不可过度地变更法律的实施。此类决定得以在繁多法律的夹缝中产生,乃是缘于其特有的功能和效用,但由于制度化的缺失与不足,其宪法地位却颇为尴尬。故而需借由有效的制度化方式,促使其功能得以正当持续地发挥。     

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多党合作理论的发展

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善于开拓创新,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写入宪法上升为国家的意志。1989年12月,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使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走向制度化,首次肯定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拓展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领域,完善了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机制;使新时期多党合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显著成效。     

儒生的公众形象和自我定位

儒家的社会角色和公众形象在20世纪一直陷于丑化和美化的矛盾之中。如果说以西方的哲学家作为衡量标准,相对而言是"丑化"了儒生的话,那么将儒生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相提并论则是"美化"了儒生。从实际的儒家生态来看,儒生的角色是多样化的,其中制度化儒家最主要的角色是政治性的,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主要也体现在政治观念和社会秩序的建设上;而绅士作为明清以来儒生的典型形态,其社会角色和公众形象则显现出更为丰富和复杂的状况。     

基层领导干部接访群众咋就变了味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组织干部下访的意见》、《关于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化的意见》等三个文件。针对“三个文件”的有关内容,有媒体面向安徽、福建、甘肃等10余省地市的基层领导干部,发放100份匿名调查问卷。其中一项调查数据显示,58％的受访者表示“接访出发点”首先是因为“来访群众的确有困难,需要领导干部关心、解决”,     

“出国考察”：制度化的公费旅游

最近,由一个网友所引发的“某市公务员出国考察费用清单”事件,让公务人员的出国考察活动及其政策成了热门话题。不少媒体、学者和网民或者义愤填鹰地站出来讨伐这些“令人愤慨”的考察团员们,或者沉浸于讨论两市对此事的处理孰轻孰重。但对于解决问题而言,这显然是一种避重就轻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