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素养与农户收入差距:加剧还是缓解?——基于中西部地区的微观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贫困问题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引发新的关注。基于2021年中国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响应函数(RIF)回归方法探究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素养显著扩大了农户收入差距,并具备明显的马太效应,高数字素养能够攫取更多数字红利,而低数字素养更容易陷入“数字贫困”状态,无法发挥出数字经济的增收效应。(2)应用数字素养会显著加剧农户收入差距,而通用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这种情况也得以印证,现阶段数字“接入鸿沟”已经得以解决,数字“应用鸿沟”差距逐渐凸显。(3)数字素养能够缩小农户财产性收入差距,但会显著扩大工资性收入差距与非农经营性收入差距。脱贫地区受到数字素养的马太效应更强,农户收入差距明显加剧。研究结论证实了我国农村内部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同时数字贫困问题加剧了农户收入差距。新发展阶段我国数字乡村战略的推进不仅要注重农村低收入群体以及弱势群体数字素养的培育,更要加快构建农村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发展路径,助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     

开发海合会国家旅游客源对中国西部地区旅游业的作用

海合会国家国民爱好出国度假旅游,且旅游消费水平高。中国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宗教信仰等方面与海合会国家的共性、相似性以及许多著名旅游资源独特性和惟一性、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对海合会国家游客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因此,中国西部地区加强海合会国家旅游客源的开发,对于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和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兰州市城乡结合区域构建和谐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以兰州市红古区窑街街道办事处为例

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是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本文试通过对兰古区窑街街道办事处这一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地区民族关系现状的调查与分析来对城乡二元结构地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问题进行研究。     

和谐社会构建中收入分配问题探微

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的城乡、地区、行业等结构性差距问题非常突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逐渐成为当前社会存在的主要不和谐因素之一。要理性认识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今后要切实采取加快推进城市化建设、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调节过高收入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措施来缩小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现代化理论的嬗变及其在民族地区现代化战略上的体现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伴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现代化理论也处于不断演变和发展之中。在中国推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现代化过程中,各个时期现代化战略的选择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了现代化理论的演变和发展。     

温江区:以深化改革为动力推进人社工作创新提能

2020年,成都市温江区人社局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指引,以"创新提能年"为主题,坚持"365"工作思路,积极应对疫情挑战,把稳就业作为重中之重,统筹推进社会保障、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等工作,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多项工作获上级肯定和表扬.     

俄乌冲突与伊朗维持中东地区均势的对外行为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全球秩序变动加剧。中东地区在世界政治格局中,以逐渐明朗的新中间地带姿态获得自“阿拉伯之春”以来前所未有的宽松的外交空间。伊朗是中东核心政治力量之一。相较于其他中东国家,伊斯兰革命之后的伊朗面临更为严重的与美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间的结构冲突。俄乌冲突增加了伊朗国境之外的暴力阴影。为获得合理的国家利益收益,同时抑制不安全状况的发生,伊朗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的对外交往策略是维持地区均势。由于中东地区没有有效的一体化体系,且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不高,在国外暴力和结构冲突的双重压力下,伊朗的对外行为是理性地优先考虑自身防卫安全,继而考虑突破结构冲突环境所施加的惩罚,再而对地区内关键国家和全球范围内的战略伙伴作出合作姿态以减少包括国防在内的开支。这些行为不仅从客观上增加了国家经济利益,而且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生存危机。     

以行政协同治理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推进机关事务标准化工作范例

随着区域协同发展政策战略地位的不断提高,区域协同研究正如火如荼,但现阶段学界尚有待阐明区域协同瓶颈之因并提出解决之法及相应的区域协同新机制。本研究试图聚焦于此,在理论层面梳理区域协同瓶颈产生机制与区域协同新机制,并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推进机关事务标准化工作进行案例分析与问卷调查,在实证层面检验本研究的两个理论框架。案例分析发现,以机关事务为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存在治理尺度差异,这与中央政策调控共同构成协同的内外动机,驱动成渝地区深化合作意愿,卷入区域协同;与此同时,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两地机关事务标准化协同工作中亦有所披露,并阻碍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协同发展。问卷调查数据进一步验证案例分析结果:推进协同地区加强行政治理协同、推进治理尺度统一具有紧要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标准化执行助推区域协同发展,标准化的行政治理协同增强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互信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此外,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干部协同卷入的奖惩机制不完善,行政治理协同还需大力推进,两地协同仍有较强的地方本位意识。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地方保护现象是长久以来中国实行区域分治所衍生的治理产物,消弭地方保护主义、强化区域一体化思维成为协同瓶颈破局之必然要求,而基于行政尺度视角出发的行政协同治理则可能通过为地区卷入协同建构与区域空间相适配的治理尺度,从而成为区域协同必然的路径选择。并且,协同是基于时间矢量上不断发展变换的过程,地方政府应当通过牢牢把握不同阶段中区域协同"动机—路径—目的"三核心元素以寻求合理的区域协同合作。     

“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在决策西部大开发的前后

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决策,直接关系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关系到东西部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新中国50年来,国家对西部地区有过多次大动作：第一次大动作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骨干项目156项,就西部来讲,仅陕西和甘肃这两个省差不多就有40个项目。第二次大动作是“三线”建设,差不多经历了三个“五年计划”,国家投入了2050亿元,其中有几年的投资几乎占了全国总投资的一半。第三次大动作是在70年代初,中央决定引进一批石油化工和冶金工业重大成套项目47个,其中23个放在西部。第四次大动作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中部进行的三峡、小浪底、二滩等特大型水电项目,油田、油气田的开发,煤炭基地,南昆线、南疆线等铁路项目建设,还有通讯、航空方面建设。国家这四次大的举措,为西部开发奠定了一定物质技术基础,创造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在这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期,党中央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充分发挥这些地区市场潜力大、自然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为加快全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提供广阔的空间,为东部地区发展提供市场和能源、原材料支持,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迫切要求,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