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形式——论审美价值的特性之一

对于审美和艺术,感性形式具有更加重要、更加显赫、更加不可或缺的地位和意义。除了审美价值的载体必须具有感性形式之外,其他现象(包括非审美的其他价值现象)虽然并不完全排斥却并不必然要求具有感性形式。这正是审美价值形态的形式与其他现象、其他价值形态的形式的重要不同之处,也是审美价值形态的形式的根本特点之一。审美价值载体的形式具有相对独立性,然而这独立性只是具有十分有限的和相对的意义;一般说更加典型更加普遍的情况是,审美价值载体的感性形式总是具有完整性——完形性质。凡是审美价值载体的感性形式,毫无例外都是“有意味的形式”。对于审美价值形态来说,媒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审美价值的创造中,尤其如此。从审美和艺术的新现实、新实践来看,审美—艺术的新媒介与审美—艺术的新现象、新形式密切联系着。     

海峡两岸媒介的现代性

媒介与社会为人活动之产物,在讨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社会中人的关系时,就无法避免将其置于中国现代性的宏大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海峡两岸媒介无疑都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本文考察了媒介与现代经验的形成、媒体与社会记忆、媒介与消费主义、媒介与公民社会等问题.     

媒介再现父职：“新父亲”形象与父职教育契机——基于网络短视频的内容分析

随着网络短视频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渗透,以“爸爸带娃”为主题的家庭父职生活也逐渐媒介化。以微信视频号、小红书和抖音三大主流网络平台的短视频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探究媒介再现父职中的“新父亲”形象,以及媒介再现父职隐含的父职教育契机。研究发现：媒介再现父职以“关爱父职”为主导,关爱父职影响积极且效果良好;父亲参与意愿和参与主动性强;父亲参与的互动性较为充分;平等、亲和、睿智的父亲形象突出;引流变现下的“花式带娃”等多样化“新父亲”形象。鉴于网络传播的巨大影响力和实效性,媒介再现父职的促进路径为：推动新父职理念的传播与实践转向;设立常人榜样,实现父职教育的日常渗透;明确本土化父职研究方向,拓展父亲情感参与维度。     

媒介互联互通视域下科技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

在媒体融合的大趋势下,如何将先进技术融入内容生成、传播、服务全过程,实现媒体价值的空间转换和有效传达,是当前科技期刊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媒介互联互通视域下,探讨了科技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现状及制约因素,并提出融合发展的路径,以助力科技期刊不断完善产业布局,树立互联互通发展理念。     

“元宇宙”媒介拟态环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探赜

“元宇宙”的横空出世不仅伴随数字经济发展和内容技术革新,随着其生态版图的扩张,文化帝国主义也开始尝试掌握并控制“元宇宙”拟态环境中的“信息真相”,从而进行文化侵略与渗透。基于“元宇宙”技术媒介创构的拟态环境,文化帝国主义依托其虚实交织的时空场域得以隐蔽地“野蛮生长”,本质上是超越技术又附着在技术之上的价值观、领导权、话语权等西方意识形态输出。这种文化“同质性”输出一方面不断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流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它加剧了社会分化和人际隔阂,特别是青年社群作为“元宇宙”的主要受众,沉浸式体验与“无限制”自由正在宰制青年核心价值认同异化趋向。因此,必须高度警惕“元宇宙”媒介拟态环境中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辩证看待其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文化风险二者间的关系,构筑文化安全的防护网。     

物性凸显与他者伦理转向——从抖音短视频的“面容”呈现说开来

“面容”是列维纳斯用来指称“我—他”伦理关系的表征,也是其“他者伦理”思想的入口,但其在进入媒介场域后,却遭遇了物质化的掩盖与伦理指称的转向。在抖音短视频中,特效贴片黏合的脸导致人面容多义性的隐没,趋同的吸引装置改变了人与人和谐真诚的交往伦理,进而演化为物化个体间的展演伦理。而抖音界面的显现,也以崇高的声音权利与平滑的内容接替遮蔽了用户自身的理性,干预了用户的他者性,将“我—他”伦理转换为“我—它”伦理。特效贴片及数字界面因思想意志的缺失,透显出对他者责任心的淡漠,以致列维纳斯的伦理理想遭遇现代性危机。因此,从他者伦理视角考察抖音的“面容”呈现,可以发现,一种物质性的“面容”德性亟须建立,用户的理性权利也亟待归还。     

影像“物叙事”的一种可能——电影录音机：作为“欲望机器”与“记忆伦理生产之物”

录音机作为一种数据存储介质——磁带的播放工具,本身既具有媒介属性的主体性意义,也在语义符号的变迁中表现出他者意涵的生成可能。当其作为记忆留存的一种见证,既成为记忆复现的中枢,又呈现为含义丛生的伦理存在物。回望录音机与电影的缘结关系,从媒介考古学的视域探源,其成为装置维度的媒介存在物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电影文本之中的录音机或许才是与银幕内外人们生活关联更为密切的“欲望机器”与“记忆伦理生产之物”。因此,影像“物叙事”之中的关键存证——电影录音机,自然成为康德“物自体”的一种佐证,也使得吉尔·德勒兹与费利克斯·加塔利反复强调的“欲望机器”变为一种超越艺术文本之外的客观存在。由此,在阿维夏伊·玛格利特的“记忆之伦理”的印证中,生成含混与谜意丛生的影像话语逻辑,导致主体性的意识困惑与伦理纠葛,亟待人们予以厘定与阐述。     

17至18世纪意大利人对中国的印象和想象

在意大利,关于中华帝国及其文化的详细知识是从16世纪就开始流传的,但这些信息为更多人所知却是在17和18世纪。对中国的大规模发现始于访问过中国的耶稣会士寄回的各种报告的出版以及他们向欧洲介绍中国经书的译作。这些知识在学术界被不断地讨论,最初是耶稣会士和宗教阶层,接着是启蒙运动的信徒。它们同时也成了整个欧洲就福音传道方法或"礼仪"的种类而引起的广泛辩论中所使用的工具:中国的贤明形象、自然神论、开明的专制政体,这些都为意大利及欧洲的思想家们的辩论提供了有趣的素材。同样的,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最初只限于教会内部和不同教派之间,但慢慢地就冲破了宗教论争和福音传道方法的限制,牵涉到了更广泛的议题:儒家学说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体系还是一种宗教?讨论的对象也变成了对宗教本身的定义、文化与信仰的关系、对上帝的看法、不同社会的价值观相对性这些问题。这些信息从而被用于更深层次的辩论之中,中国的体系被当作是这样或那样的国家的和道德的观念的标准。启蒙运动将辩论的焦点集中于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中国体系的"合理性"上。因此,一种或多种关于中国的传说就如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在意大利滋生出来。我们将介绍几种观点,其中从无条件的赞美到苛刻的批判都有。意大利的作家们参与了欧洲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战并考察了最新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我们可以把他们分为三类:"亲华者"、"排华者",及以调和的方法破除关于中国的早期传说者。     

视觉人类学的理论视野

将视觉人类学"工具化"、"技术化"及研究对象的不同界定和对视觉研究理论的陌生,导致视觉人类学被"边缘化".视觉人类学的当代研究,不仅需要研究人类视觉文化遗物和通过镜像聚焦和折射的文化视像,还需要直接面对人类活态的视觉文化现象,面时不同群体的视觉表达、视觉传播和视觉行为,研究人类的群体性图像信息、视觉符号和视觉文化行为,关注视觉媒体和媒体革命对文化的影响,考察在现代视党媒体影响下的文化涵化、文化冲突和文化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