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匹配理论及其实证应用新进展北大核心CSSCI

婚姻匹配问题(即谁与谁结婚问题)是婚姻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婚姻匹配问题的研究自延迟匹配机制提出以来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近年来随着实证工具、方法和微观数据的不断完善,婚姻匹配的实证应用越来越多。但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运用匹配理论对婚姻问题进行系统性、理论性的探讨在中国仍然较少,相关实证研究更少。本文首先论述8种主要的婚姻匹配模型及其在实证研究上的应用及各类模型的适用条件及改进空间。其次阐述各种婚姻匹配模型在估算婚姻收益及其影响因素、结婚率及其影响因素、婚姻市场的正向匹配及其成因、彩礼和嫁妆、结婚和离婚等多个领域的实证应用最新进展。最后介绍婚姻匹配模型在中国婚姻市场的相关应用研究。决定婚姻匹配的因素众多,有诸如收入、教育水平、年龄、宗教、外貌等因素,但以往的研究较多使用对数线性模型对婚姻匹配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直接利用匹配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是婚姻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从实证和理论角度利用婚姻匹配模型对影响婚姻形成的因素进行研究有利于理解中国婚姻市场的稳定,中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变化,婚姻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彩礼的制度机理与国家规制

彩礼是订婚时男方向女方或女方家庭赠送一定数额的货币或实物,作为一种社会习俗一直顽强生存于民间,在国家法与社会习俗的交锋中激荡。彩礼研究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紧迫性,但鲜有对彩礼的国家规制问题的深入研究。男权社会下的社会化补偿、代际剥削与代际责任、两性议价能力差异、脸面和信号传递共同构成彩礼的制度成因。彩礼在国家治理中的负面影响和彩礼意义的功利性,决定国家规制彩礼的合理性。彩礼功能的可替代性和彩礼实践的情境主义,让国家规制彩礼具有可能性。婚俗改革试验区等制度试验,释放出构建新时代婚姻观的政策信号。法律应积极引导彩礼的现代化转化,淡化彩礼的补偿意义,剥离与婚约的依附关系,将其与嫁妆共同定义为男女方家庭对新家庭的均等经济支持。     

从“无礼不婚”到“以礼入婚”:凉山彝族抵制高价彩礼的田野观察

本文基于对凉山州美姑、甘洛、越西、盐源四县的田野调查,发现自抵制高价彩礼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移风易俗条例》实施以来,凉山彝族彩礼经历了从“无礼不婚”到“以礼入婚”的过程。无礼不婚,指彩礼在凉山彝族婚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没有彩礼就无法成婚。高价彩礼强化偿付和资助功能,使其在维系社会关系、婚俗礼仪上的社会文化功能弱化。以礼入婚,是指通过对彩礼数额的调整,使彩礼在功能和意义层面发生改变,并将其纳入新的文化系统中。从“无礼不婚”到“以礼入婚”的动态转变,表明彩礼仍然是婚姻缔结程序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其文化价值是值得保留的。通过对彩礼功能与意义的重新整合,使之切合群众利益,这样彩礼作为彝族地方性知识才能具有兼容现代化的能力与空间。当前抵制高价彩礼的具体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彩礼在彝族地区所出现的变化如何影响其社会结构与文化系统,二者在移风易俗进程中的互动与整合是值得研究与思考的。     

天价彩礼何以可能：一种基于劳动激励与消费机制的建构论阐释

近年来高价彩礼现象屡见不鲜，在彩礼上涨过程中宏观层面的作用不容忽视。在丰富彩礼劳动补偿说和财产转移说基础上，以河北省农村为例，从机制变迁视角揭示了彩礼上涨的结构性因素，解释机制变迁带来的相关行动者对于彩礼意义的重新解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劳动激励机制由劳动爱国转向劳动致富，消费机制由爱国节约转向消费主义。由此带来彩礼上涨的物质基础是个人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且产生个体之间差距，彩礼成为弥补收入和消费差距的重要来源；带来彩礼上涨的心理基础是追求个人收入和消费成为合理诉求，彩礼成为满足需求的重要来源。两种机制的转型推动着承载了劳动收入差异补偿功能和消费能力转移功能的彩礼由仪式化向世俗化转变。天价彩礼的形成不仅是个体主观选择的结果，也是社会机制建构的结果，需要从宏观的、综合的视角进行理解。     

解除同居关系后彩礼返还的法律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对彩礼的返还做了规定。我国现阶段一些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基于婚约给付彩礼的现象仍十分普遍,很多人举行了结婚仪式后便开始同居生活,同居关系解除便产生彩礼返还纠纷。司法实务中,对同居关系解除中彩礼返还问题的司法解释并不符合实际情况,难以有效解决纠纷。因此,需要对同居关系中的彩礼返还问题作理论梳理,本文通过实务案例分析现行法律的漏洞所在并提出完善立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