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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李乐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8):92-99
生育率较低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世界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来改善生育率。本文采用OECD的21个国家从2001年-2015年的面板数据,通过门槛回归模型来检验增加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是否有助于改善生育率,同时检验了其他不同解释变量对生育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他解释变量人均GDP、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税式支出、死亡率、失业率、教育支出和流动人口数量对改善生育率的影响显著。如果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较低时,增加公共财政支出对改善生育率影响不显著;如果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较高时,增加公共财政支出对改善生育率影响显著。从长期考虑,政府要合理安排公共财政在社会福利、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支出,不能一味的简单增加公共财政支出,对于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必须要合理规划和适度投入,还要完善其他配套的社会政策,以达到财政政策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激励效果。 相似文献
182.
21世纪以来欧洲生育率在经历了持续低迷后开始出现反弹。本文基于西方“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和“低生育率陷阱”假说,从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对欧洲生育率反弹的成因进行剖析。研究发现国际人口迁移、文化嬗变作用下的个人主义思潮、宗教弱化、非婚生育观等是欧洲生育率反弹的重要影响因素。欧洲国家多年来通过现金补贴、税收减免以及完善公共服务等政策强制降低了“低生育率陷阱”的自我强化机制,阻止了生育率的持续下滑。由于欧洲各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存在差异,所以在制定促进生育率反弹的政策时具有不同的思路和侧重点。文章通过数据分析总结欧洲各国总和生育率反弹的方式和程度,并对欧洲典型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的效果进行简单评估。研究发现以减轻女性照顾家庭的责任,保障女性在职场的权益为出发点的“去家庭化”政策比主张传统的家庭分工,女性照顾家庭的“再家庭化”政策更为有效。而兼顾“去家庭化”与“再家庭化”政策的国家生育率反弹最为明显。 相似文献
183.
我国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决策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对我国国情的理性判断.而当前我国的人口问题已不同于实行计划生育以前的人口问题,除了人口数量依然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外,人口质量、结构、流动迁移等问题比以前更为复杂多样,也需要得到充分关注.如果不能把低生育水平稳定住,各种人口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在人口问题上重大战略决策的继续和完善,是理性的选择.通过节约人口投资、推动城乡改革、提高我国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提升两代人的人力资本创造条件.稳定低生育率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此外,稳定低生育率还为我国庞大的人口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创造条件.虽然继续稳定低生育率也必将伴随一些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对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利大于弊.生育水平并不是越低越好,根据人口发展的特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总和生育率(TFR)稳定在1.8左右在一个时期内是较优的选择. 相似文献
184.
目前对于我国生育水平的讨论主要关注对"真实生育水平"的估计,而较少关注为什么生育水平越来越低。本文根据推延效应和补偿效应博弈的原理,以图对我国生育水平不断走低给予人口学的回答。本文考察了2000年、2010年、2015年三次普查/小普查的分年龄生育率的变化,表明年轻人口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和年长人口生育率的微弱上升导致了生育率的不断走低。对2000—2017年的年度数据的进一步分析也表明,推延效应强劲和补偿效应微弱并不是普查时点的一时现象而带有一贯的趋势性。只要这种趋势没有根本扭转,中国的生育水平将不可避免地继续走低。此外,高龄生育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生育现象。 相似文献
185.
本文从低生育率陷阱原假说出发,利用低生育率典型地区宜昌的调查数据检验并尝试重新阐释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效应的社会学机制。数据结果表明,社会学机制的自我强化效果是存在的,保证其作用发挥的理想家庭规模是通过纵横两个方向的社会化过程习得的。纵向社会化的学习来源是育龄人群的父母的子女数量,横向社会化的学习来源是育龄人群的同辈人的常见子女数量和其所处的计生政策环境。社会化过程具有退行性特征,因此育龄人群的理想家庭规模更倾向于较小的值,在社会学机制的作用下,育龄人群最终生育数量更倾向于小于其父辈。由此,低生育率实现了代际传递,进而实现了自我加强。但是这并不表示这种自我强化机制是不可改变的。 相似文献
186.
<正> 管理的价值在哪里? 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认为,管理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整体”,使这个”整体”的价值大于其构成部分之“总和”,使这个“整体“成为一个生产性的整体,其产出远比其投入的资源更高。 相似文献
187.
张巍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6):49-52
1993年上海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以来,人口生育率连续保持负数,其人口绝对数增长主要缘于人口的机械增长。同时,北京、天津、沈阳等城市也陆续出现了人口生育率的急剧下降。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广东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领先省份,深得市场经济风气之先,其人口控制却是老大难省份。通过两者对比,笔者认为,市场经济只有与城市化、现代化相结合,才能起到人口控制的作用。 相似文献
188.
189.
在全国新生人口不断减少的背景下,北京新生人口在2005-2010年却出现了跳跃式增长,常住人口数量、育龄妇女规模和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均不能有效解释这一现象.本文采用分年龄结构的育龄妇女生育动态数据,基于APC模型对新生人口激增背后的生育率结构性变化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育龄妇女生育高峰年龄滞后、高龄妇女生育率提高使得生育率发生结构性变化,是北京新生人口激增的根本原因.APC模型估计结果显示,1970年前后出生的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最高,并处于生理生育高峰,对新生人口增长贡献最大.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