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人口的困境

中国人口的基本态势是：数量多,基数大,增长快,人口总体素质低。人均资源短缺与劳动力素质低下已经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据有关统计,１９９８年末,中国人口总计１２．４８亿。当前我国的生育率已经降低到了更替水平,但是由于人口惯性,每年仍以１３００多万的平均增长量增长。尽管执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人口学家预测,人口增长仍会持续到下世纪中叶前后,届时人口总量将达到１６亿左右。人口数量膨胀会导致人均资源占有量的减少,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现象还将长期存在。 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城市化的推进和居民消费…     

科学研判人口形势 积极应对人口挑战

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基本判断: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10年间,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 65左右,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有所上升;低生育率是一种全球趋势;中国生育率走低的因素仍在强化;自主生育应该是计划生育政策继续调整的方向;中国人口总量在2028年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到21世纪末接近10亿。劳动年龄人口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比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应对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的战略重点应该是充分挖掘人口素质红利,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提升替代和应对劳动力数量的下降,用质量换数量。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是人口未来发展的确定性趋势,在整个21世纪都不会逆转。人口发展战略对老龄化问     

低生育率下生育政策改革建议

本文首先梳理了我国低生育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现状,然后在分析生育率迅速下滑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提升我国人口生育率的改革建议.本文认为,为了提升生育率:一是应当改革产假制度,缓解职场女性歧视,降低女性生育机会成本.二是应当大幅提高生育保险缴存标准,并通过增加现金津贴,设置生育激励基金奖励企业鼓励生育行为.三是应当为积极响...     

中国人口发展预测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文章利用<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的部分数据,以2001年为初始年份构建了按年龄分布的女性模型-Leslie模型,对中国未来人口进行了长期预测.并得出结论:我国在短期内不缺少劳动力,但须加强劳动力结构方面的调整.文章还分别就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抚养比进行了分析,并得到了我国老龄化在加速,人口抚养比呈现增加的趋势的结论.     

总和生育率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中国的计划政策三十多年的实施对控制人口数量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使中国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通过对世界109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数据共20项进行回归分析,建立了国家总和生育率的线形回归模型,并根据该模型估计出当前中国在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以此研究目前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影响,针对严峻的人口问题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数字

3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8月6日指出，中国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总和生育率降至1．8左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要低1．2～1．3，这一变化使得中国少生了3亿人。     

计划生育 适度结束“一子化”时代

未来的养育2010年,最初的80后将要30岁了,而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也刚好执行到了第30个年头。正是这一政策为我们造就了现在作为独生子女而集体成熟的80后,也使得我国的人口增长率迅速的回落,人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看中国低生育率问题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低生育率问题进行分析和再认识。研究发现长表数据和短表数据对总和生育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292,处于较低水平;采用去进度效应的总和递进生育率指标对递进生育的孩次结构进行分解,一孩递进生育率明显下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提高到28.98岁,峰值生育年龄推迟到28岁,一孩、二孩平均生育间隔时间由4年缩短到3.11年。年龄别育龄妇女有配偶比例迅速下降,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未婚比例快速上升,育龄人群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子女的受教育预期明显不同,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比例迅速提高,进一步强化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水平的受教育“梯度”差别,从而导致低生育率的人口学和社会学机制的形成且保持稳定。为应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低生育率或超低生育率陷阱这一突出问题,需要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科学分析超低生育率的社会危害性,全面把握传统生育文化精髓,营造适宜生育的良好社会环境;二是结合各地具体实际,着力解决生育相关重点难点问题,探索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路径;三是全面、系统和前瞻性研判中国人口发展新趋势,积极应对低生育率问题,促进全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生育率结构性变化与新生人口激增——基于北京的APC模型实证研究

在全国新生人口不断减少的背景下,北京新生人口在2005-2010年却出现了跳跃式增长,常住人口数量、育龄妇女规模和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均不能有效解释这一现象.本文采用分年龄结构的育龄妇女生育动态数据,基于APC模型对新生人口激增背后的生育率结构性变化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育龄妇女生育高峰年龄滞后、高龄妇女生育率提高使得生育率发生结构性变化,是北京新生人口激增的根本原因.APC模型估计结果显示,1970年前后出生的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最高,并处于生理生育高峰,对新生人口增长贡献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