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策略研究——基于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分析

多元共治是市域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前提和基础。福克斯和米勒的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与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不仅具有较高的契合性,而且对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从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视角来看,当前市域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仍存在公共能量场发育不完全、话语形式选择偏差和话语的正当性不足等问题。因此,借鉴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推动并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可以从通过赋权赋能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的公共能量场、根据政策情境选择好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的话语形式、在互信的基础上坚守话语的正当性等方面进行推进。     

至善论与中立性之争的金里卡式回应

至善论与中立性之争是自由与社群之争后西方政治哲学向纵深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如何回应它们之间的争论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对此,威尔·金里卡明确否认它们之间争论的关键是“正当与善何者优先”的问题,并把出现这一问题的起因归咎于罗尔斯本人的误述。通过分析罗尔斯语境中正当优先性的两种含义及其与中立性的关系可以表明,金里卡的归因并不正确,他对罗尔斯的解释存在两个误解。尽管如此,在回答至善论与罗尔斯之间的真正分歧时,金里卡也试图反思中立性原则。此种反思从人们的根本利益在于过一种美好生活之判断出发,论证个人自主性的重要性进而强调社会性文化也应作为平等关心的一部分。金里卡的回应因此既坚持了国家中立性,也明确援引社会至善论,从而打破了中立性和至善论两种主张之间的截然对立,并显示出中立性走向与至善论和解的趋势。     

新型农村社区无边界价值观管理论析

事物与事物之间及其内外边界的存在,使管理、无边界管理进入公众的视野。价值观管理曾以文化浸润方式存在和运行于我国农村社区,而今这个优势却因乡村传统价值观念衰微而渐失,新型农村社区之兴起,凸显出有别于传统农村社区的"社区"元素和"居民"特征,不仅要重拾价值观管理的传统优势,而且要直面供给与需求关系脆化、内化与外化矛盾交织、同一与差异反映分殊、当下与未来目标更替等问题,社区居民须以社区化和社会化为目标,展开其"人化"过程的新阶段。在这样一个多元、多样的开放性治理环境中,无边界价值观管理所涉及的人的需要、利益、情感及发展等基本问题,由隐性走向显性、从单一走向多维,要破除诸多边界障碍,形成价值取向、话语建构、实践方式、目标实现等方面的治理旨趣。同时,促进社区居民将符合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历史积淀和生活经验,内化为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外化为实践理性和参与能力,从而形塑新型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     

疫情治理演化逻辑：从农业社会到信息社会 ——基于社会系统视角

疫情是传染性疾病的社会化形态,是流行病学的自然规律与一定社会形态下人类活动的社会规律交织耦合的结果。本文基于社会系统视角,提出了疫情治理演化的分析框架,考查了不同社会形态下疫情治理的特征。研究发现：农业社会的疫情治理听命于自然,依赖于文化要素对社会系统的整合性;工业社会凭借社会系统中经济、技术、组织等要素形成的强大综合能力,取得对传统疫病治理的胜利,但面对不断增长的新兴疫情风险,则显得迟滞和僵化;信息社会下,信息要素对社会系统各功能要素全面深入渗透,数据与智慧引导下的精细化治理为人类战胜新兴疫情风险提供了新的进路。     

农村互助养老内在行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

农村互助养老是具有中国乡土特色的农村养老模式之一。在传统乡村文化“互帮互助”的理念下,以地缘、亲缘为主的乡村生活为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提供了可能。农村互助养老的本质是“自助?互助”,文章通过社会资本理论三个核心维度,对农村互助养老实践的内在行为逻辑、现实困境以及可能的实践优化路径进行探讨,提出未来互助养老模式可以在多元主体参与、农村互助养老的供给体系、传统文化优势及提高老年人信任等方面不断发展完善。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长效发展提供了可行性的理论支撑以及路径优化措施,有助于提高农村老年群体幸福感,促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长足发展。      

“健康丝绸之路”构建的“政府—社会”复合路径

借鉴社会运动理论,可探索一种融合了政府自上而下和社会自下而上进程的“政府—社会”复合路径,以构建“健康丝绸之路”。社会运动理论的三种视角可为这种复合路径的具体实施与需要关注的环节带来重要启发：首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跨国传播暴露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存在的严重不足,凸显出构建补充型国际卫生合作模式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其次,推进“健康丝绸之路”的构建,需要政府和社会层面的协作,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充分调动起来,形成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与此同时,要推进健康话语体系的完善,如倡导和促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传播,通过话语和心理共鸣等民心相通的途径,促使国际社会采取联合行动以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理论阐释及其当代意义

以斗争为生命要素的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运思中,马克思确证了社会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天下最权威的东西”和“人民权利的法律根据”,同时还回应了工业革命和资本逻辑背景之下反对旧的社会关系和联合的革命行动何以可能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致思理路中,他先后聚焦物质利益、异化劳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而分别阐发了他的社会革命思想。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是与众不同的,它既是革命理念与革命行动、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经济革命与人类解放、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相统一的总体性革命,又是历史地回应时代之问的人民革命。在新时代,我们必须高扬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和精神,在理论上肃清消解、否弃、拒斥革命的误识,在实践中继续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     

论新《公司法》的四项核心原则

在《公司法》迎来第六次修改之际,反思和重塑公司法的核心原则有助于宣誓法律价值,明确立法目标,奠定立法基调,重构法律条文,统领法律解释,提高立法质量,增强公司法全球竞争力。公司法的首要原则是保障公司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增强公司活力。第二原则是保护股东权利,坚持股东中心主义价值观,鼓励投资兴业、避免资本外流。第三原则是尊重公司的债权人,强化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加速商事流转,化解金融风险。第四原则是赋能公司社会责任,实现义利并重,打造受人尊重的多赢共享的商业模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些原则和而不同、同频共振,既应载于公司法总则,更应贯穿于全部公司法规范体系。     

社会信任、法律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具有深远影响。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越好;这种促进作用在法律环境相对不完善的地区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任还有效提高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质量,并显著改善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效率。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了积极影响,并能弥补诸如法律环境等的不足来提升社会责任绩效。因此,监管部门在不断完善法律环境的同时,也应关注地区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关系化用工:农业规模经营的社会基础

农业规模经营是中国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关键议题。农业规模经营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用工效益的差异,从而使一些规模农业经营主体陷入困境。采用嵌入性视角探讨农业规模经营中用工模式嵌入社会关系的逻辑及其影响。研究发现,农业规模经营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化用工无法有效解决农业规模经营中的劳动监督问题。而将市场规则嵌入关系规则的关系化用工使得雇佣双方产生了利他倾向,进而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工人内在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使农业规模经营主体摆脱经营失败困境。关系化用工的实现依赖于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在用工选择、生产管理和日常生活中充分发挥社会关系的积极作用,但社会关系范围和程度都是有限度的。因此,农业规模经营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处理好经济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