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下的中国人口发展态势

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实施背景下,文章运用分家庭类型的分年龄别孩次递进生育率模型测算政策目标群体并根据其再生育意愿和计划完成时间推测新增出生人口,得出生育水平、生育模式,并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分析.结果显示:十三五期间将累计多出生近2100万人,总人口峰值将推迟到2030年的14.66亿,略大于不调整政策的情况.同时,“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一定程度上放缓了总人口和劳动力人口的减少速度;增加了2035年之后的劳动力供给、减轻了劳动力负担和人口老化程度.但预测结果也显示总人口的减少趋势并没有改变,2030年后我国人口将以平均每年640多万的规模持续减少,到本世纪末人口减少到10.16亿.     

人口生产偏好转变下的农业技术进步

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口生产发生了由高生育率、低人力资本积累率向低生育率、高人力资本积累率的明显转变。这一转变通过农业从业人员数量下降、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以及农业物质资本积累的加速,有力地推动了农业技术进步。     

生育水平反弹成因及对策

目前我国的低生育水平是极不稳定的。笔者通过查阅统计部门的人口抽样调查信息和资料，并通过对民政婚姻登记、公安户籍登记、医院出生婴儿登记、防疫站新生儿防疫登记、出生医学证明登记的核查，结合在基层人口计生工作的调研发现，我国城乡生育水平实际还很高，如江西省九江市农村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仍在2．3左右，城镇下岗职工、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名人富人政策外超生人员增多，     

关于总和生育率的统计分析模型

文章根据2007年高教杯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A题中的人口数据,针对总和生育率分别建立指数平滑模型和Gaussian模型,并对我国近年来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进行预测,合理地刻划了我国总和生育率的长期变化趋势.     

中国农村生育率的下降:一项基于行为制度方法的研究

有很多模型解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及其在不同地区起始时间的差异。对于引起生育行为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是有意的政策控制,还是体制变化,抑或是通常的现代化因素,学者们各有争论。在此,我们采用一种行为—体制化的方式将分析从3个不同农村地区收集来的民族志和问卷调查资料。这3个地区包括浙江省的萧山县,河北省磁县,和广东省英德县,它们生育率下降的模式各不相同。我们的分析显示,以上3组因素没有一组能独立解释这3个地方生育率下降的不同开始时间和不同速度。要解释3地生育水平下降的不同模式,我们需要考虑生育率下降早期,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如教育的普及,生育控制的意识形态,社会性别关系等)和政治经济体系(如经济发展,计划生育政策,集体劳动体系等)在内的各种地区差异。     

中国育龄妇女生育集中度变化分析——基于“五普”、“六普”数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结束了上千年的封建制度给妇女带来的桎梏,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具体表现在社会活动的参与率有了显著的提高,同时妇女在生育行为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利用最近两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来分析育龄妇女的生育集中度变化情况,并以此对中国目前TFR很低的现象做了解释,据此推断中国在未来几年的时间,总和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会呈上升的变化趋势,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回升到更替水平。     

城乡生育率差别与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分析

生育率与子女人力资本投资量之间存在的负相关关系,导致农村家庭和城市家庭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有较大区别,这更进一步造成农村发展滞后及城乡差距拉大。高生育率、低人力资本增长率和低增长率使得农村始终处于低水平增长陷阱,而低生育率和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组合使得城市进入了高增长率的发展状态。农村居民选择高生育率并非偶然,而是其理性决策的结果。本文通过对城乡生育率和子女人力资本投资量的数据分析,得出两者之间存在逆向关系,并总结分析城乡间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生育率原因。     

浅谈中国人口状况及对世界人口的影响

近 30年来 ,中国人口出生率与总和生育率在波动中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向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接近。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 ,为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较好的人口环境 ,也为减缓世界人口的增长态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对世界人口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经济因素与生育率关系新探——来自西安市长安区农村的实地调查

经济因素对生育率具有重要的影响，但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是通过中间变量来实现的．笔者对西安市长安区农村调查所得数据做了分析，得出经济发展引发的宏观结构变化为生育率的下降提供了基本条件．而生养成本上升和农民的相对贫困既是抑制生育率上升的因素，也是生育率不能进一步下降的原因的结论。     

从性别和发展视角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

中国的生育水平长期低于群众生育意愿，积极生育支持政策应以目标群体的需求为导向，采取有效、可持续并根据需求变化能够灵活调整的措施，缩小生育意愿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本文从家庭和个体层面未满足的生育需求出发，以性别视角和赋权为框架，结合中国的发展特点，讨论以人民为中心的积极生育支持政策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