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审判公开的理论基础

审判公开作为现代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的。从民主治国理论上来讲,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审判公开;从人权理论上来讲,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要求审判公开;从诉讼法理论上来讲,现代刑事诉讼的诉讼目的和诉讼公正的实现以及诸多诉讼原则的贯彻实施要求审判公开。     

信息公开：政府在走向成熟

民主政治家认为,信息垄断是社会权力垄断的源泉。建立和谐社会,建立民主政治务必要尽可能保证政府与民众之间信息的对称性和流通性。事实证明:隐瞒的代价远远大于信息公开的代价。“阳光下的政府”能更好地带领民众共同抗击各种公共危机, 因此,有必要通过法律手段促使政府实施行政公开,推动信息公开,将保障民众知情权明确写进我国的宪法,尽快制定一部全国性的、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法》。     

论非基于个人同意的个人信息处理与单独同意规则的体系解释

出于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相协调的目的，立法者对个人信息设置了与著作权法的合理使用规则类似的无需个人同意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规则，赋予了个人信息处理者在特定情形下无需取得个人同意而实施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合法性。合理使用规则对自主决定权的限制不能类推得出知情权同样被限制的结论。不同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一般情形和特殊情形相区分的双层合理使用规则，我国并没有对特殊情形下的合理使用规则进行单独设置，因此产生了合理使用规则与单独同意规则在具体适用时的排斥竞合。在解释论视角下，通过体系解释可以得出原则上单独同意优先于合理使用规则适用的结论。同时，限制个人知情权的例外条款可以作为个人信息合理使用规则的制度填补，在敏感信息等特殊场景下妥适地协调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隐私权与知情权：冲突、协调与解决

隐私权和知情权作为现代社会的两项重要的民事权利,是现代民主社会中的两项基本人权。分析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基本概念等之后,提出隐私权与知情权冲突的解决办法。     

采英拾贝

<正>公众以知情权为名要求公布官员自杀相关信息的行为无异于偷窥,是一种"过分的知情权"、"变态的知情权"。——针对今年多名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公众要求公布死亡原因等详细信息,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如此批驳这一要求     

论预付式消费中消费者知情权深化及其制度保障

预付式消费模式是以先付款后消费为特征的涉及长期债务履行的继续性合同关系。这一新型消费模式在为经营者缓解资金压力、提供稳定消费群体的同时也为消费者带来优惠。但预付式消费也存在着潜在风险。预付式消费者保护的法律设计应当在深化预付式消费者知情权内容的情况下强化经营者的信息告知义务,同时还应当增加预付式消费者的合同终止权、变更权与索赔权,最终形成预付式消费者知情权保障的制度框架。     

食品安全信息规制机制的法治省思——以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为研究对象

伴随着我国食品安全事故的高频率爆发,《食品安全法》确立的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有利于改善食品安全治理工作。但此制度的出台并没有抑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再次发生,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存在公布信息主体混乱、信息发布决策的社会参与不足以及权利救济机制短缺三大问题。应从整个卫生行政部门系统都享有信息统一公布的权力这个角度来解决公布主体混乱的问题。通过对公民在食品安全信息分布中的参与权进行分析发现：普通公众与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参与权存在区别;应合理协调应急信息中的公共利益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冲突。从普通公众和食品生产经营者两个不同维度完善权利救济机制,并借鉴民法上的不真正连带责任来解决政府责任问题。     

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自己的人身权越来越重视,自我保护意识越来越强。而在信息比较发达的社会中,人们又要体察外界,搜集信息,利用掌握的信息来行使自己的各项权利,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样隐私权和知情权是一对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对保护公民的权利具有重要意义。 一、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 1.国家官员的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国家官员具有双重身份,即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与普通社会成员的身份。作为普通     

政府数据开放中公民知情权与隐私权协调机制

文章梳理和比较了国内外政府数据开放制度的建设历程和结构体系,系统分析了政府数据开放中公民知情权与隐私权冲突的表现形式,利用制度可能性边界、权利保障与实现程度矩阵解释了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机理和协调机制,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快体制机制转变、完善隐私保护立法、完善隐私侵权救济、加强技术创新和政务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公民知情权与隐私权协调机制的实现路径。     

比较法视野下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研究

中国转基因食品行业乱象纷纷,其中尤以标识缺失、虚假标识、标识混乱现象最为普遍,引发了广大消费者的强烈不满.中国相关法律尽管不乏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的明确要求,以及冀望借此保护消费者知情权的良好意愿,但是不切实际的立法意旨与略显陈旧的管理方法使得转基因食品标识处于事实上有法不依、违法不纠的状态.只有在比较法视野下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通过科学立法对整个转基因食品管理体制进行根本改革,才能扭转这一局面,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