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合作社社员资格制度界定与完善——基于博弈论和对新合作社法的思考

在合作社法新修订背景下,定义社员资格制度,通过比较选择开放社员制与封闭社员制,对中国合作社社员资格制度进行界定,并对新老社员博弈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中国的合作社实行较为开放的社员资格制度,合作社可设置入社"一级门槛"增加社员的归属感和参与感,设置入社"二级门槛"可解决产权稀释问题。对于较发达地区或合作社发展相对成熟的区域,可加设"二级门槛";对于欠发达地区或合作社发展处于不成熟阶段的区域,可降低"一级门槛",不设"二级门槛"。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社员资格制度有助于合作社的规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带动小农户共享现代农业发展成果。     

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中国特色与发展路径

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的发展形式，是对农村传统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它扎根于农村传统的亲邻互助网络，其本质在于经济互助，表现为有组织地发动邻里、志愿等社会力量，充分利用以老年人为主的各类人力资源的闲置时间、资源低成本地相互帮助和服务。社会各界应将其作为重要实施方略，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之中。其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资金互助为基础，以组织动员为抓手，以服务互助为重点，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要阵地，创新各类互助养老模式，着力形成稳定多元的资金来源，培育互助队伍，增加互助内容，从无偿到无偿、低偿相结合，探索建立标准规范的服务管理评估制度，机构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互联互通，最终尝试建立圈层化、整合化、网络化、制度化的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体系。     

中国的教育婚姻匹配变迁与家庭收入差距

本文基于社会排斥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城市社会中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如何影响家庭收入差距。结果发现，在市场转型和高等教育扩张的背景下，随着教育收益率的不断上升以及人们对于婚姻经济理性的认同提高，一方面，高等受教育层级在择偶偏好上的对外排斥增强，与其他教育层级之间的通婚壁垒强度提升，由此导致教育同类婚向高等教育层级集聚；同时，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在择偶上受到其他教育层级的排斥程度亦有增强。另一方面，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不断提高，在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世代中已几近完全相同。在此条件下，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家庭收入差距。     

领导风格对单位管理生态的影响 ——以传统文化为视角

单位管理生态是管理活动中各参与要素与管理环境的有机统一,领导风格作为单位管理生态的有机构成,与单位管理生态高度契合,并受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领导风格要追求管理的"完美"状态,应关注文化环境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基础性影响,以"人性为本"为起点,领导者与下属建立互应性关系,以便更好实现组织内部各要素关系的平衡.领导风格塑造应结合领导环境寻求"变"和有"度",不仅要重视下属的认可,而且要与组织、下属共同成长.     

再访僧侣遗产的法律问题

继承制度是社会契约即共同体契约在人类家庭中的体现,实际上也是共同体共同共有或其他关系的一种法定解释。宗教团体、少数民族群居部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五保户等共同体契约的制度内涵可以覆盖并替代继承。依据《民法总则》第93条之规定,寺庙作为捐助法人,设立理事会等统一的内部机构,形成共同体的内部治理结构,依照法人章程形成对内的行为规范,指导僧众的行为,生活生态呈现一种自成一体的共同体结构,僧侣遗产的处置应当适用共同体中建立的习惯规范,而并不适用继承制度。这并不意味着继承制度与宗教习惯、民族习惯、民间习惯存在冲突矛盾。适用契约路径解释僧侣遗产的处置,可以有效解释一系列继承法进路无法解决的问题。     

基于亲社会导向的内疚研究：回顾与展望

内疚是个体在自我道德评价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或他人思想、言行违背了某种道德标准,并觉得自己应为之负责而产生的一种不愉悦的、自我聚焦的情绪体验。适度的内疚具有亲社会效用和道德发展功能,而过度的内疚则有害身心健康发展。现有研究不仅从内部焦虑、依恋关系、因果报应、交换互惠和脑神经机制等方面揭示了内疚产生的机制,还从道德发展水平、共情能力、认知归因、气质类型、教养方式等方面探讨了内疚情绪的影响因素。今后研究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对个体内疚情绪培育和管控路径的发掘,以充分发挥内疚在完善个体道德品质、促进人际合作、实现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此外,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统一研究范式,加强脑神经机制及跨文化研究等也是今后研究应予关注的重要方面。     

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兼析金融危机后的影响

本文从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4个方面衡量劳动力议价能力,运用模型刻画了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同时选取2001～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进入新世纪后,劳动力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一,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显著正相关,劳动力议价能力可以解释劳动收入占比波动的10.10%,且工资在二者传导机制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二,对于全国层面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分别贡献了约1.004、18.602、1.395和0.773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层面的劳动力属性和闲暇效用的贡献比全国分别高1.593和1.706个百分点。其三,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速度、第三产业比重和劳动力议价能力成为劳动收入占比提高的主要动力,三者平均贡献了19.881个百分点。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国省会域市客运航空网络的影响研究

为了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国省会城市客运航空网络的影响,基于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全国疫情数据,将疫情发展划分为常态化防控、轻微、严重三个阶段,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该时间段全国省会城市之间开行的客运航班数据展开分析.本文研究结果显示:(1)当网络中占据领导地位的省会城市暴发轻微疫情时,会提高周边拥有发达铁路网络的省会城市的网络影响力;然而,当前者暴发严重疫情时,全国各省会城市的网络影响力会全面下降;(2)当热点旅游省份暴发轻微疫情时,会提高远离疫情暴发地的其他旅游省份的省会城市的网络影响力;(3)一个城市的网络控制力越高,越说明其处在网络中的"中转瓶颈",随着疫情发展,在中东部地区按需新增临时短途航线可以有效破除网络中的"中转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