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社会人口形势动态及其结构性因素

备受关注的俄罗斯"人口危机"并未因其人口政策的调整而出现根本性的转变。"人口危机"为俄罗斯带来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同时,也为其教育发展和国防安全等带来负面影响。"母亲资本"等刺激性生育措施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积极性的"透支"可能会带来不可避免的负面结果,说明其人口政策缺乏有效性。决定俄罗斯人口形势变化的主要变量为出生率、死亡率和移民流量。影响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主要因素都具有显著的结构性特征,而影响移民流量变化的结构性因素则在于流出地的民族资源以及移民政策的吸引力。     

19世纪末高技术移民对美国社会的贡献研究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在美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长期以来受到学界关注。为了更好推动经济发展,美国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移民政策。19世纪后半期,美国政府对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有所限制,但是对技术移民的大门始终是开放的。移民对美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高技术移民的到来则为美国经济社会发展起的贡献更加直接。     

生态移民中法治需求与司法保障的实证研究——以S省C市L区为例

生态移民在保护生态环境、改善贫困人口和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效应。但随生态移民的推进,政府与移民之间、移民与移民之间、移民与原住居民之间难免会发生涉及安置补偿、就业教育和邻里关系等方面的纠纷。在生态移民中,存在权属确定、管理协调、救助保障等诸多法治需求,为保障生态移民工程的顺利进行,化解移民安置中的社会矛盾,实现政府与移民的双赢效应,有必要将法院的司法服务工作与之有效结合,充分发挥法院的司法协同和司法救助职能。     

清代台湾文献中的女性移民探析

清代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曾吸引了闽粤等地大批汉人前往移居拓垦。由于清初的禁止赴台者携眷政策以及传统宗族社会对女性的渡台限制,致使女性移民人数远远低于男性,直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更易禁渡之令后,两性比例失调问题才渐获改善。两百多年的移垦,中原女性移民从外貌、婚姻地位,到文化娱乐活动的参与度等方面均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种变化与时代的兴衰,文化的移植、融合及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体现了对中原文化的传承与扬弃。     

移民与家庭生活：新西兰中国新移民实证研究

流动个体的家庭生活在移民过程中会经历一系列嬗变，或得以加固或受到撼动，从而进一步被重组和革新。在“移民与家庭生活”分析框架下，通过对新西兰华人社区为期两年的参与观察和对80位新西兰中国新移民的深度传记式访谈，从阶层地位的维持、代际关系、家庭纽带与结构三个维度探讨移民历程对家庭生活的重塑，聚焦于移民给家庭生活带来的挑战与困难，从而进一步解读移民之流动性的影响与后果。      

两汉西北边疆移民政策比较研究

两汉在西北边疆都曾实行过军屯戍边、迁徙罪犯及家属戍边等移民政策。但不同的是:在募民方面,西汉是为拓边而募民徙边,东汉是受边疆战乱的影响将边民内迁,战乱平息后又令其返回;在处理降卒方面,西汉是在边郡置属国以处降卒,东汉是迁降卒于边郡以内;在迁徙罪犯方面,东汉为了避免边疆人口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不但将死罪囚减罪一等戍边,而且令罪犯妻子随同前往。从二者对西北边疆的治理效果来看,西汉大规模的在西北边疆实行军屯与民屯,且能保持政策的相对持久性,这对西北边疆的安定发展是必要的。     

项目制下各利益主体博弈及其解释———以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为分析对象

从制度设计来说，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有着紧密的组织体制与管理体制，但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离了政策目标，导致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资金使用绩效低，甚至出现“跑渗漏”的情况。从委托方—承包方—代理方互动的博弈过程分析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制，研究发现：委托方（中央政府及省级政府）与承包方（地市级政府及县级政府）之间的博弈、承包方内部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承包方（移民管理机构）与代理方（乡镇政府、项目申报人）之间的博弈、代理人（项目申报人）与移民（村民）间的博弈导致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之间存在差距，使得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资金使用绩效较差。     

移民与国际伦理:基于世界主义视角的探究

移民问题对国际伦理具有显著的塑造作用,移民伦理是国际伦理的重要内容,深受关注的世界主义移民伦理观是全球移民正义的主要学理基础。道德排斥和移民者的个体权利与共同体权利之间的应然关系是移民伦理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世界主义移民伦理具有多种不同的思考面向和阐释方式:功利主义的世界主义认为无论是常规移民还是非常规移民通常都在后果主义层面上增进福祉总量;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认为共同体的边界并非道德鸿沟,不具备道德排斥意义。欧洲移民危机引发人们对移民伦理的多元思考和对重大移民事件的伦理探究。有限世界主义的移民伦理适当承认边界的道德排斥意义,主张在移民问题上利益与道义的同步实现,是欧洲移民危机得以充分缓解和最终化解的重要选择,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增加了可供镜鉴的理论素材和思想资源。     

农民工打工地方言的习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基于对珠三角地区3000多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以粤方言为例实证考察了农民工对打工所在地方言的习得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41．1％的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可以听说”粤方言，“能听但不能说”的有40．4％，而“既不能听也不能说”的有18．5％。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民工来源地与打工地的地理接近性、农民工的职业性质、业余时间看电视、社会交往、永久性迁移意愿、年龄和所在企业规模等因素对农民工习得粤方言的效果有较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