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构探究

现代社会中,社区作为社会基础以及城乡最基层的组成单位,对于社会的稳定起到重要的维护作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当社会重新审视中国社区治理的现状时,发现城市社区在面对重大的社会事件过程中,作为最基础的承压的一方,表现出了较高的韧性,发挥了基础作用.但是,现有的基层治理体系面对不断发展中的中国社会时仍然暴露了其不足的一面,社区...     

论我国城市基层社区组织的转型

由于社会转型的需要,城市居民委员会这一基层社区组织也需要做出回应,以满足日益复杂的工作内容的需求。转型的目标应是回归“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一本来定义。为此它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在设置合理性、理顺关系、人员配置等方面做出进一步调整,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     

明清以来的市镇: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因缘

本文致力于厘清关于市镇研究的理论传统,对明清以来市镇的演变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个层面进行考察。从经济层面看,市镇是连接地方性市场和世界体系的节点,并越来越具有超层级、跨区域和金融化的特点;从社会层面看,市镇是有层级、有组织的,并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从政治层面看,它是地方自治化和国家政权建设的着力点。在社会结构中的中间性质是市镇的本质特征。社会学对于市镇的研究必须将其看作一种总体性的社会事实,在对生命体验、生活智慧、伦理道德、乡风民俗等民情因素进行调查研究的前提下,考察其与具体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     

创新乡村治理体系的对策研究

乡村自治的关键在于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要通过加强乡村基层基础工作,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健全法治、自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就需要在乡村治理中实行村民自治,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在乡村治理中实现法治,保证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稳定;在乡村治理中融入德治,发挥道德规范、引领、约束的内在作用。     

刑法视阈下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以个人自治法益观为中心的探讨

基于自媒体时代较强的交互性,已公开的个人信息虽已丧失私密性,但其后续利用行为仍应遵循合理性要求,合理性的剖析应以信息处理者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为基准。而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后续利用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尚无定论,其根源在于未能厘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即界定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利用是否构罪,需判断信息处理者的行为是否侵犯该罪规制的法益。经论证发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规制的法益应为公民信息自决权,而公民信息自决权中蕴含的个人自治法益观对于正确限定刑法上已公开个人信息合理利用的界限有重要意义。基于个罪中超个人法益必然导向背后具体个人法益之考量,为界定刑法中已公开个人信息合理利用的范畴,应提倡以尊崇个人自治的法益观为前提,以激活信息自决权的行使为手段,依据《刑法》第253条的规定,在法秩序统一原理下,通过辩证性审视前置法相关规定中已公开个人信息合理利用路径的优劣,创新性地提出“场景式判断+知情同意”融合式刑法规制举措。即根据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后续利用是否从低风险场景僭越到高风险场景进行判断,如若不是,则信息处理者的行为属于合理利用;如若是,则需进一步判断信息处理者的行为是否取得信息...     

城乡一体化与新农村建设

近三年来,中共中央制定出台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三个一号文件,开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和重大方针政策。其中一些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研讨,为此,本刊组织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笔谈。张淑敏认为,十一五”时期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期,政府必须拿出更多的投入,采取更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李长健、张锋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农村社会利益的协调问题,而利益的协调必须依托一定的社会组织。传统的村民自治组织的功能机制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必须建立村民自治组织功能发挥的利益机制,通过村民自治组织的参与机制、动力机制、整合机制和保障机制,来实现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刘展宏认为,“三农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要解决这一问题,要求国家在深化农村改革的同时,消除对城乡关系认识中的一些误区,强调城乡统筹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杨风认为,表面看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推进城市化进程相互矛盾,但从深层来看,由于两者的宗旨和目的都是为解决中国长期以来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两者之间并行不悖。     

荣氏企业文化的建构与特色

荣氏企业集团是近代中国民族企业的佼佼者,在其经营活动中,经过不断探索与尝试,逐步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制度和理念。其基本内容和特征是:强烈的人本、和谐、创新和社会责任意识。其企业文化精神不仅在当时处于先锋位置,即便在今日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人民检察院应有权申请宣告死亡

宣告死亡为民法中一良好制度,自应贯彻私法自治原则,申请与否由利害人定夺。惟现代民法从个人本位走向社会本位,公权力于民事主体行为有损社会公共利益时亦得直接介入。这与私法自治不相冲突,反而是对私法自治的完善。因此,失踪人无利害关系人,或虽有利害关系人但不提出申请,而不申请已经或将会造成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人民检察院可提出宣告死亡申请。     

社交平台封禁账号行为的法理分析与规制完善

随着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人类已经跨入互联网社交时代。为维护互联网社交空间的秩序,社交平台通常会对违法、违规或者严重违约的用户账号实施封禁处罚,但实践中封禁依据、封禁理由和封禁程序的不合理会对用户权益和平台秩序造成侵害。因此,规制社交平台封禁账号行为具有必要性。针对因定义不明而实施的针对性封禁、因价值偏见而产生的歧视封禁以及平台对技术的过度依赖而产生的错误封禁,应完善平台封禁的处罚依据、健全平台封禁的归责理由、实现平台封禁的程序正义,探索社交平台与用户共同治理的新格局,以更加合理地配置社交平台中各类主体与用户的权利和义务,完善平台治理的效能,建设更加安全稳定的网络社交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