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物业纠纷中业主权利的立法保护——从畅通业主权利救济的路径谈起

中国业主自治之路发展坎坷,业主权利常被侵犯而维权之路艰辛.现阶段,强制设立业委会、设立物业纠纷仲裁机构和强化政府对物业的监管和对社区的引导将会极大地提高对业主的保护力度.从各层面赋予业主充分的权利,并畅通权利救济途径,业主自治方能健康发展.     

壮族传统都老制的村民民主自治特征

历史上的壮族农村地区曾普遍存在着一种社区自治制度--都老制.都老制以民主选举、民主立"法"、民主议事以及民主监督等为自治的核心内容,充分地体现其民主本质,是一种具有民主特征的乡村社区自治制度.民主不是舶来品,在壮族传统都老制的村民自治,"原生态"的民主,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壮族乡村的土壤里.     

荣氏企业文化的建构与特色

荣氏企业集团是近代中国民族企业的佼佼者,在其经营活动中,经过不断探索与尝试,逐步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制度和理念。其基本内容和特征是:强烈的人本、和谐、创新和社会责任意识。其企业文化精神不仅在当时处于先锋位置,即便在今日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北地区社会政治生活方式的变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国民政府西北开发计划的实施，长期处于封闭与落后状态的西北地区民众的政治生活方式和观念发生着变化；自治机构逐步建立和推行；参政意识不断提高；国家民族观念的急剧高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社会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发展和变化。     

涉农政策满意度如何影响村民自治参与

乡村振兴背景下涉农政策与村民自治是三农领域的重要议题。基于2017年3844位农民样本数据,运用SPSS统计软件,考察农民的涉农政策满意度与村民自治参与的关系,并进行异质性和影响路径的分析与讨论。研究表明:涉农政策满意度可归因为综合性涉农政策满意度和保障性涉农政策满意度,其中,农民对保障性涉农政策的满意程度要高于对综合性涉农政策的满意程度。涉农政策满意度与村民自治参与呈显著的正向关系,即农民的涉农政策满意度越高,其参与村民自治的可能性就会越大,且对农村男性、老年、中等收入家庭农民的影响尤为明显。从影响路径看,保障性涉农政策满意度主要通过提高农民的政府满意度来增进村民自治的参与度,而综合性涉农政策满意度通过这一路径影响村民自治参与的表现并不明显。未来在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涉农的相关政策,以更好地服务于村民,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立法评析

以追求民主和社会进步的地方自治,成为清末以来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中一项不可回避的内容。作为居于中国法制近代化鼎盛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其自治之法律最完备而精密。然而,真正的地方自治制度并未来得及建成。本文拟就此问题作初步探讨和分析。     

联邦体制下的“五权”设置——论《四川省宪法草案》的权力结构

《四川省宪法草案》的"五权"设置,是川省实力派军阀在联省自治地方主义影响下兴起、发展及质变之产物,是根据调整政治权力关系的需要而促成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五权"设置初步廓清了省与国家以及省与地方的关系,创设了融合中西分立制衡的新"五权"以及新"五权"的载体。它虽然最终成为被四川军阀大混战和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推至岸边而搁浅的民主实验品,但除去联邦制因素,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制化企划,对依法治国的推进仍有重要的启示。     

泰州市推进社区建设的5年规划

江苏省泰州市委、市政府日前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的意见》,明确泰州市今后5年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完善社区组织体系,深化社区民主自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增强社区服务功能,提升社区维稳能力,优化社区队伍结构,健全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场所办事,有机制办事制度,提高社区保障水平,到2015年,全市80%的城市社区达到省级和谐社区标准。     

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衔接机制研究——从强化基层人大代表的功能着力

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和现代国家的建构,中国基层治理模式将由上下隔离的板块式治理向上下衔接的网格化治理转变。网格化治理除了需要从国家行政权力的角度打通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联结的途径以外,还必须从政治的层面打通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联结的渠道。通过强化基层人大代表的功能,来保障不断下沉的基层行政权力的合法性,这种做法更符合法意和民意;同时还保证了基层群众的自治性,从而使村庄的自治权力从悬空状态落到实处。通过人大代表功能的发挥使村民制度化地参与到基层政府管理当中,从而建立有效的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衔接机制。     

意大利劳动法一般平等待遇制度剖析及其借鉴——兼论我国反就业歧视范围的扩大与控制

为应对日趋严重的就业歧视问题,《就业促进法》通过开放式列举禁止差别对待事由,建立了概括性的反就业歧视制度,但概括性不等于无控制的扩大。为避免以平等对待之名,过度干预引发差别对待的私人决定,必须进一步理清反就业歧视的制度边界。意大利劳动法对一般平等待遇问题的发现与解决,既维护了私人自治,又兼顾平等价值的实现,最终为可能发生的各种差别对待建立了一套合理的评价规则。借鉴其经验,我国反就业歧视制度的扩大应注意区分涉及人格尊严的差别对待与一般性的差别对待,只有与劳动关系组织面向相关的一般性差别对待,才可纳入反就业歧视制度的覆盖范围,并确立司法的合理性审查,贯彻平等对待优于私人自治的价值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