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则与原则区别及冲突原因分析——以“泸州遗赠案”为切入点

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讨论历来已久,“泸州遗赠案”的发生,又使之讨论更加激烈,本文欲以“泸州遗赠案”为切入点,法律规则与原则区别,简单探讨法律规则与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冲突的原因.文章并不在于深究此案的结果是否正确,而重在提供一种思考的进程或者考虑的因素而已.     

我国《民法典》居住权制度的利益衡量与适用路径

我国《民法典》中居住权制度的确立,是对其内在诸多利益的比较和权衡。藉由对利益衡量理论的考察,从中归纳出对法律制度进行利益衡量的理论面向,阐明利益衡量在居住权制度中运用的应然路径。对我国居住权制度中的多元利益进行识别和抉择,分析范式主要分为制度选择的利益衡量和规范功能的利益衡量。前者关涉是否应当设立居住权,后者则关注居住权功能定位。通过进一步阐述制度背后的利益冲突,明确设立居住权制度能够实现生活利益、实用性利益和描述性利益。居住权制度的功能定位主要以保障性居住权为主,以流通性居住权为辅,在利益抉择中兼顾了不同位阶的多重生活利益。     

农村房屋征收中的利益衡量

农村房屋因不能自由流转而被视为小产权房,其中暗含了农民集体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在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热衷于征收、开发农民的房屋,对于增值的利益,二者获得了巨大的超额利益,也有农民因占有超面积的宅基地而获得超额补偿,但更多的是农民集体与多数农民利益的受损。因此,如何公平地衡量与分配宅基地的增值利益确实引人深思。     

环境行政监管组织的法律分析——以水污染治理为例

首先探讨了环境行政监管权力的两种来源。然后在区分环境政策和法律,以及环境行政监管组织的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的基础上,从行政法的角度分析环境行政监管组织的机构建设、功能定位和职权配置问题。     

论宪政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契合

和谐社会是一种需要以多元文化为背景的社会生活样态。多元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是宽容,完政的文化底蕴恰恰在于宽容与妥协,由此和谐社会与宪政文明达致了内在的契合。利益衡量的宪政机制为社会的实质性和谐提供着可靠的制度保障,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有赖于宪政层面上的利益协调与整合机制的建立及其功效的真正发挥。和谐社会与宪政秩序的建构都必须以成熟的完政文化和社会精神为基础。     

服务行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政府的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这就决定了行政管理的服务性质。服务将是行政管理职能的必然选择。为公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将是行政服务的主要对象;而效率与效益,将是行政服务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行政服务的标准,则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综合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最终依据将是用“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     

韩国隐私权的宪法保护

韩国在1980年宪法修改中首次将隐私权确立为宪法上的基本权。依照宪法规定,韩国隐私权主要是私生活的秘密和自由,即个人的私生活不向自己以外的外部世界公开或不受外部干涉的权利。但必须指出的是,宪法所规范的隐私权决不是纯个人的绝对的权利,按照宪法第37条基本权限制条款,为国家安全和公共福利等需要,个人的隐私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韩国的宪法裁判所通过比例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等具体确定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权利冲突与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边界

权利冲突的解决方式目前主要有权利位阶论与权利边界论两种学说。德国学者卡尔.拉伦茨认为在划定权利的界限时,特别需要作法益衡量。消费者知情权也是有法律边界的,应以能使消费者充分、准确了解商品或服务和与之有关的情况为限。但这个边界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变化,法官可以根据权利冲突、利益衡量原则来合情合理地把握消费者知情权的边界。     

拾回与传述：中国图瓦人射箭比赛记忆解读

历史记忆在拾回与传述的过程中充满了发挥、想象与建构,透过并不真实的历史记忆可以窥见隐藏在其中的族群历史文化片段。中国图瓦人的射箭比赛仪式记忆充满了矛盾表述,显示了历史记忆在拾回和传述过程中的“工具性”以及“超级精英”的影响。在现实“夸耀”的需要下,射箭比赛仪式已经成为中国图瓦人族群文化的展演载体,也自然成为划分与他族群界线的衡量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