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家女到“重庆市光彩之星”——记重庆市商业标兵李华英

这是一个在苦难中创造奇迹,通过奋斗改写命运的传奇。这是一个极度贫困,却坚强不屈,白手起家的亿万富姐。这是一个平凡女子的创业史,没有传奇,没有惊险,有的只是流不完的汗水和泪水。李华英,一位四川万州山区的贫苦孩子,22年前,从捡破烂积攒的10元起家,到如今拥有了大天鹅华达电器厂、大天鹅海鲜酒楼、大天鹅文体中心三家分公司组成的大天鹅餐饮文体电器有限公司,固定资产达两亿元以上。我们把这篇稿件奉献给所有在生活道路上徘徊、下岗的噩梦中挣扎的姐妹们,希望你们能从李华英身上吸取重新站立的勇气和力量,走过人生的坎途和沼泽。     

劳务输出与脱贫致富

长期以来 ,有关方面均把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寄望于劳务输出。短期看来 ,劳务输出确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压力 ,但长期而言 ,劳务输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问题。这是由劳力输出的限度、制约条件、实际效果及贫困的根本原因决定的。贫困地区脱贫的根本出路在于 :立足并开发贫困地区 ,走政府推进型脱贫致富之路。为此 ,当务之急须认真解决好三个问题 :( 1 )制定并实施开发贫困地区的战略 ;( 2 )国家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 ;( 3)地方政府真抓实干领导脱贫     

兵团贫困治理成效及长效机制研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贫困治理的重心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贫困治理常态化成为主要特点,兵团能否建立完善的长效机制将决定着后期贫困治理工作的成效。该文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熵权TOPSIS法对兵团2014—2020年扶贫成效进行评价,依据评价结果分别从构建工作重点明确的统筹协调机制、政策督察落实机制、贫困治理的社会协同机制、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主体利益联结机制、提升贫困主体内生动力机制五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政策运行长效机制,以期为兵团制定更加健全完善的贫困治理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从“争贫”到“弃贫”:农村贫困治理历程中非贫农户的角色演变——基于桂中H村的田野追踪分析

在农村贫困治理历程中,扶贫政策执行的路径依赖特性塑造了基层行动者的策略性“变通”行为,由此衍生出非贫农户“争贫”与成为贫困户后“弃贫”的二元逆向选择样态。基于桂中H村的田野追踪发现：在建档立卡期间,由于政府帮扶资源具有的显性福利与隐形利益,识别机制错位加剧了恶性竞争与简约治理下的“变通”处置,使得非贫农户以“身份的特殊性”与“弱者的武器”进行“争贫”,进而增进个人利益最大化。但在脱贫攻坚时期,由于个体脱贫压力与村庄舆论持续性“差序”传播形成的“涟漪效应”,行政考核压力与政策执行压力逐级加大,迫使被认定为贫困户的非贫农户采取各种策略“弃贫”,以消除贫困“污名化”的负面效应,进而降低自身的被关注度与舆论风险的社会放大。     

经济转型、非正规就业与城镇增长的穷人受益性

本文在住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基于穷人受益型经济增长的分析思路,讨论了1988～1995年和1995～2002年期间,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扩大对我国城镇贫困状况变动的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表明,两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都以扩散效应的形式惠及穷人,富裕人群从经济增长中的获益要高于穷人;并且在后一个时期中,穷人受益的程度更加高于前一个时期。在Sharpley分解的基础上,本文还根据收入构成对分项收入惠及穷人的程度进行了分解分析,发现在1995～2002年期间,来自非正规就业的收入的穷人受益程度相对较高,并且成为这一时期穷人受益总指数高于前一时期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