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非法行医罪的主观方面

通过我国刑法的罪过理论分析,认为非法行医罪的基本犯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包括间接故意,并不要求牟利的目的的理解,才符合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并且,认为本罪的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为典型的复合罪过,即过失和间接故意,并给出了自己的理由。     

反贪侦查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应对

新刑事诉讼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规则的确立和应用将对反贪侦查工作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挑战,也将对办案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保障反贪侦查工作依法、持续、健康开展,就必须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理智辩证的对待、认真细致的研究和积极主动的应对。以章国锡受贿案为透视,提出了在反贪侦查工作中,严格执行收集证据的禁止性规定,全面落实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提高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应对能力,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预警机制和做好证据的事后补正等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对策。     

非自由劳工与现代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多样性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是以“双重自由的”雇佣工人的存在为基础的;并且,在从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过渡,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结果而出现的。一些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则表明：资本积累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互动。不仅会使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形式隶属长期延续下去,而且会重新创造出各种形态的非自由劳动关系,以维持资本的赢利能力。这些研究证实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多样性和在特定条件下退化的可能性。     

劳工标准与当前我国的出口贸易问题研究

随着世界的进步,国际社会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越来越关注。WTO已经把建立“社会条款”使贸易与劳工标准挂钩作为一个议题在最近的几个回合谈判中加以讨论,尽管还没有达成一致,但是它的实施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但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以低劳工成本作为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劳工标准对其无异于是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使发展中国家受到一定的经济威胁。为了降低劳工标准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宏观层面上我们要在WTO多边框架下积极应对劳工标准问题,从中观层面上我们要积极发挥行业协会、进出口高层中介等中介组织在规范企业社会责任主导的作用;从微观层面上要充分认识积极参与国际劳工标准认证。     

东北沦陷时期日伪的劳工政策及其后果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沦陷时期对东北的劳力资源所实行的野蛮掠夺政策是伴随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略部署和殖民统治的进展而变化的。在东北沦陷的初期、中期、后期 ,分别实行了限制华北劳工入境、积极诱骗华北劳工入境、“劳务新体制”即“国民皆劳”的劳工政策。劳工掠夺政策的实施给东北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论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以刑事不立案的标准为视角

强制侦查措施的行使大都与公民的基本权相关，若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措施，强制侦查权就可能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当前，我国全凭侦查机关自行掌握强制侦查权的方式存在重大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少弊端。有必要借鉴一些国家强制侦查控制制度良性运作的做法，并对当前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强制侦查控制机制是否具有内在的正当性进行系统的考察，从而对我国强制侦查制度的法律控制机制建构做一宏观上的设计，以规制我国强制侦查权的行使，保护被追诉人的权益。     

论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由“陷阱取证”引发的思考

自从我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以来,证据制度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倡导摈弃"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理念的同时,证明标准也由"客观真实"向"法律真实"转变;随着中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深化,收集证据之义务逐渐由法院转移到诉讼当事人,力量相对薄弱、能力相对有限的当事人为获取有利的证据,所采用的取证方式有时会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这就需要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取证行为进行有效规制。     

当代中国非法移民输入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崛起进程的加速,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上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国之一.当代中国非法移民的输入问题愈发严重,且现行制度框架下的移民治理也多有疏漏之处.中朝边境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交织、西南边境国家政治"外溢"以及广州地区的经济移民是当代中国非法移民治理的主要挑战.面对国际上相对完善的非法移民治理经验,中国既不能...     

基于员工权益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探讨

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该主动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载体,依据我国国情借鉴SA8000标准建立一套基于员工权益保障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是现实的需要.本体系应从劳工权益和人权保障两方面评价企业对员工权益的保障程度;企业也要不断完善自身文化、规章制度并充分利用非正式组织等提升对员工权益的保障.     

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一个亟待重塑的概念

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清晰的概念,理论上存在着一种扩大化解释,实践中又是一个难以准确把握的话语。认定“非法证据”的标准有三：一是取证主体的公权性;二是取证行为的违法性;三是取证后果的侵权性。据此,对通说广义的“非法证据”概念进行解构和重塑,从理论上将其划分为“非法证据”、“要件欠缺证据”和“瑕疵证据”,使之具有不同的适用对象和处理规则。从而把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界定在一个合理范围内,使排除规则的适用更具针对性,解决实践中各,行其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