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领导与机制设计：导弹扩散治理机制的成长

导弹作为一种最有威慑力的武器运载系统,已引起世界各国对导弹扩散治理机制构建的积极关注。但由于机制构建中权力分配结构失衡、共同利益基础薄弱、基本理念和道义准则存异等因素,使得导弹扩散治理机制的成长到目前仍面临着巨大压力。加强机制谈判中的政治领导是走出导弹扩散治理机制成长困境的有效方法,也是最现实的出路。在完善导弹扩散治理机制的谈判过程中,结构型领导有利于将结构性权力转化为谈判筹码,企业家型领导导致利益的汇聚与整合对于机制成长至关重要,智慧型领导则能为机制构建提供相关参与方都较容易接受的全新理念。     

西周初期盟誓述论

西周初期,盟誓作为灭商斗争的一种政治手段,对壮大周人力量、分化瓦解商纣集团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周公东征之后,盟誓成为构建西周国家政权的重要组织形式,使诸侯与天子建立了宗法血缘关系之外依靠神灵监督效忠的政治从属关系。同时,诸侯也通过盟誓方式将异姓贵族纳入了周人宗法秩序,从而扩大了西周政权的统治基础。     

分别财产制主流化问题探究

分别财产制的主流化有利于家庭外债的处理,也有利于家事补偿请求的合理化。在分别财产制下,应着重处理好分别所有和必要共有及共同使用的关系,同时应处理好夫妻一方财产增值的分配、子女抚养费用分配等诸多问题。分别财产制能促进夫妻平等观念的形成,维护婚姻共同生活之圆满,同时维护第三人的利益及交易安全,符合夫妻财产立法的原则和目的,亦符合现有的财产所有和分配观念并应予推广并使之主流化。     

简论西夏经济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唐末以来,在诸多政治和军事集团的并立与混战中,党项及其政权之所以异军突起,倚靠的不仅是统治集团日益增强的军政实力,更重要的是其控制区域内持续发展的多种类型的经济,这包括兴灵地区的平原农业、银夏地区的山地农牧业、河西走廊地区的绿洲农牧业。发达的交通和贸易正是不同经济区域得以沟通乃至形成对周边地区民族经济辐射的关键因素。     

中国古代的“国号”与历史上的“中国”

中国古代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与＂中国＂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古代的国号只代表某一个政权,而＂中国＂的涵义则有很多,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名称,即使用来指称政权,也常常不指一个政权,或指同时并立的几个政权,或指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的多个政权。经过元朝和清朝的转换,到中华民国定国号为中国,＂中国＂与＂国号＂最终实现了统一。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元朝和清朝除外）都不能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疆域也不是以国号为代表的某个政权的疆域,而是包含了为中国所继承的当时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所控制的疆域。     

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理论之争及评析

汇率制度的选择是国际金融领域的重要理论问题。在对“固定”与“浮动”、“两极”与“中间”两种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上的争论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动态体系,汇率制度选择是一国具体情况的相机抉择,任何一种汇率制度都不可能适合于所有国家和一个国家的所有时期。     

老龄化背景下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南京市鼓楼区的政府购买服务模式

基于对南京市鼓楼区居家养老服务实践工作的实地访谈,重点对政府向社区“心贴心老年服务中心”购买养老服务的运作模式进行研究,介绍该模式的运作模式和特点,分析运作该模式8年来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三个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杨吴与中原王朝及周边割据政权关系述略

杨吴是五代时期十国之一。吴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主要是奉唐正朔,接受唐的委任;与梁是从联盟到隔淮对峙;礼尊后唐,坚持平等往来。与其周边政权的关系经过多次较量后,吴国采取了保境安民的政策;除了与楚对抗外,与吴越、荆南、闽等政权基本保持和平友好关系。     

论西夏的司法制度

西夏的行政、军事机关,一般都兼有案件审判和督察复核职责。司法诉讼主要为刑事诉讼,即使民事案件,也是用刑事判断。对人犯的逮捕只需长官的指令,而不履行法律手续。法律上只有对逮捕人的督察,防其奸伪、贪纵、暴掠以及无故杀伤人犯,人犯拒捕反抗格杀勿论。     

论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民族政权:以辽、西夏、金、元四朝为重点

古代北方民族,常常形成实力强大的集团,对中国历史的全局产生重大影响。在国家政治组织层面上,征服王朝既采纳了一些汉法,又掺入了不少原先政权的制度因素,这样的结合导致了真正的君主专制。女真人政权的合法性得到境内大多数汉族知识阶层人士的认同,蒙古人的元朝则有些逊色。辽、西夏、金、元等王朝非汉族的统治,并没有改变汉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基本面貌,它们的影响主要是政治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