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文革"叙事--从《玫瑰门》评论小史谈起

<玫瑰门>是铁凝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重要作品,但从<玫瑰门>的评论小史可以看到,80年代后半期以来,评论界对"文革"主题的忽略与遮蔽是普遍的.其中对抽象人性的偏爱,导致评论界对铁凝等一些小说家揭开"文革"政治对人性阴暗面的催生和放大,与人性固有之丑陋的合谋真相这一努力,大多视而不见.这一情形与8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当代文学观密不可分,也与"瞻前"而非"顾后"的社会文化心理有着内在的联系.     

论大众文化消费及其特征

文化消费是现代人在物质生活得到丰富的同时进行精神状态的自我调整,充实感情和复归人性的一种重要方式。大众文化更是掀起了一股文化消费的大众化浪潮,以满足人们的娱乐消费需求,大众文化也成为大众传媒时代满足大众闲暇时间的文化消费需求的最好形式。大众文化消费有其独特的消费文化特征。     

英汉习语的民族文化特点探源

习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是人民大众口头上习用的定型词组或短句。它们是相沿已久、约定俗成、具有完整而独特意义的词语。英汉两个民族在长期的劳动中创作了大量的习语,但由于民族文化的不同,使用亦不同。通过比较英汉两个民族在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历史典故等几个方面的文化差异来探讨英汉习语之间的民族文化特点。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文化产业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为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乡村振兴需要迎合人们回归热土的意愿,要发展更离不开好的政策来扶持。现阶段,乡村基础设施落后,生态资源遭到破坏,人才流失严重,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乡村振兴的道路。文化产业是新兴的产业,其前景广阔,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文化产业相结合是新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乡村文化产业依托区域和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将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传承、产业开发和创业就业融为一体,将美丽乡村、风俗文化、历史文化等特色资源有效的整合在一起,增加乡村发展动力,与乡村振兴战略高度契合,是乡村实现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民族主义

全球化的扩展不能导致文化民族主义的废弃,甚至在事实上反而导致了文化民族主义影响力的增强。文化民族主义具有其存在价值,文化民族主义通过对本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强调和对民族文化自我认同意识的维持及强化创新,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谋求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和强大,并最终对世界人类文明有所贡献。加强民族主义的文化反思,塑造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归来”作家的苦难叙事与自我认同

新时期"伤痕"、"反思"小说的苦难叙事与其自我认同有着深刻的关系。虽然"归来"作家揭示了中国几十年来的政治运动对人的精神与肉体的迫害摧残,但他们的用心显然在于刻意强调自我无怨无悔的忠诚。在新时期之初,这正是知识分子获得历史主体地位的必要前提。但这也意味着知识分子放弃了对苦难、历史必要的追问,复杂的民族国家历史、个人情感记忆就此被简化,被悄悄重构。     

文学翻译批评本质探析

文学翻译是一种对原文的动态的阐释,它不是简单的语言层面上的转换,也不是单纯的个人审美行为,而是在特定民族文化时空中的文化创造行为。为了适应译人语文化生态环境,译作除了外在形态异化为译人语语言外,往往出现变形、增删、扭曲等变化,从而融入了译入语文化因子,负载着译入语文化的时代意蕴。文学翻译从翻译选择到翻译方式,从对作品的阐释到译作文学影响效果实现的大小,都受到本民族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文学翻译是一种在本土文学语境中的文化改写或文化协商行为,是一种对原作的创造性的叛逆。     

女性人口文化程度对其婚育状况的影响探析

本文以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为基础,对女性人口文化程度与其早婚状况、平均初婚年龄．以及女性初婚年龄与其平均活产子女数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定量分析．     

沈从文新诗中的湘西文化情结

沈从文的新诗是其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他对湘西乡村野趣的迷恋,对湘西牧歌情调的向往及对湘西人民朴实品性的热爱,他的新诗总是从湘西文化的视角去感受、审视、体味生命和世界,形成了他独特的"乡下人"审美情趣。在诗歌意象的建构上,作者选取的往往是自己熟知的家乡景物;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常用鲜活的湘西民间特色语言来写景抒情;他还喜用湘西常见的动植物作比喻来刻画艺术形象,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比喻艺术。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传承——基于山西上党高地潞绸织造技艺的调查

活化传承是新时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创新提出的新要求。潞绸作为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面临着实现活态传承的现实问题。从潞绸的传承实践来看,呈现出以山西上党高地为中心的原生地原生传承与原生地次生传承相互嵌套的模式,表现为两个方面的重要特征:一是潞绸产品的跌宕起伏演绎了一个地方性丝绸产品"发端—繁荣—低谷—振兴"的传承谱系,并且突破原生传承的地域和文化局限,成为全国性的知名品牌,也培育了当地一代又一代传承人,为上党高地潞绸的原生地次生传承奠定了经济和社会基础;二是上党高地及周边地区潞绸配套产业的变迁和发展,为潞绸原生地传承模式的实践提供了社会和文化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