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家庭发展:基于协调耦合关系的指数构建北大核心CSSCI

在人口形势发生重大转折性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人口与家庭的关系更为紧密也更为复杂,但现有研究对人口与家庭发展的概念、测量和基本态势还缺乏统一的认识。文章基于转变理论和人口与家庭两个系统的协调耦合关系,利用CRITIC权重法计算指标权重、拟合指数,从多维视角出发构建人口与家庭发展指数并实证分析近30年来中国人口与家庭发展的基本态势。分析结果显示:1990年以来受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我国的人口与家庭发展呈现总体平稳的态势。人口系统中生育、健康、迁移、结构等各要素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人口发展指数在20世纪90年代后趋于下降,2000年以来略有回升。同一时期,尽管我国的家庭结构指标蕴含风险,但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家庭人力资本水平大幅度提高,经济发展降低了城乡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这些都有助于家庭发展,家庭发展指数不断升高。人口和家庭系统的协调度和耦合度保持稳定,人口与家庭发展更多受到人口发展的影响。我国当前人口与家庭发展的短板在人口发展,需要尽力解决好生育率低、人口结构失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人口与家庭系统耦合度长期保持较高水平的稳定将为中国实施促进家庭发展政策奠定较好的基础,有助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

中国经济正面临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偏低和人口老龄化的双向挑战。基于2000~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文章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会负向影响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且在克服内生性问题、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同时,这种负向影响主要是由进口中间品对国内中间品及劳动力的替代所导致的,而人口老龄化的成本效应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不利影响相对较小,并且从贸易结构变动来看,人口老龄化并未通过降低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比重,进而获得总体企业平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被动”提升。进一步研究还表明上述负向影响在混合贸易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资企业与人口净流出地区企业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广东老年人口婚姻结构变化特征与生活能力分析

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本文发现广东老年人口有配偶比例大幅度上升,丧偶比例大幅度下降,婚姻结构与全国趋同。老年人口婚姻结构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城乡间差异显著但趋于缩小。流动老年人口有配偶比例更高、丧偶比例更低,对总体老年人口婚姻结构产生影响。有配偶老人生活能力最强,丧偶和未婚老人生活能力最弱,有配偶、离婚的流动老人生活能力更强一些。社会养老服务和保障应关注不同婚姻状况老人的差异性需求。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家庭发展的影响效应分析

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可大致分为早期主要控制人口数量的利益导向政策和当前倾向于综合治理的利益导向政策两个时期。本文在回顾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利用1991-2010年我国29个省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家庭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较于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主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倾向于综合治理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效应更强,并且更有利于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在倾向于综合治理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实施下,家庭会调整发展策略,通过风险外部转移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等多种方式,缓冲由于子女数量减少导致的不确定风险增加。     

京津冀区域近十年来人口分布格局研究—基于空间数据探索性分析方法

应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京津冀2000年到2010年人口空间格局进行研究,结论表明十年间人口聚集性在增加,主要原因是北京对人口吸纳的极化效应在增强,天津极化效应还没有表现出来。京津冀地区内部必须缩小发展差距,否则人口聚集的极化效应将更加突出,最终影响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     

我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本文在对人口素质的概念进行讨论及其构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国内关于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现状,而且使用离散系数法测度我国的人口素质水平,并将其作为一个变量引入生产函数,对我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从定量角度说明了人口素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     

人口分层下农民对现代农业的需求及对策研究——基于许昌市18个村312个农户的调查

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呈现出政府推动的特征。在围绕农业科技、土地流转、农业公共服务和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方面就农民对现代农业的需求状况进行分析发现,在整体上农民对发展现代农业有强烈的需求。在以年龄、学历、收入和职业为特征的人口分层视角下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农民对发展现代农业的需求呈现出较大差异。针对这种差异,本文提出了创新现代农业科技化服务机制、完善土地规模经营的机制、健全农村就业及社会保障机制、建立农业合作组织监督管理机制的对策。     

陈隋时代《文选》学中心在江南的形成及其北移

隋时,第一位从事《文选》著述的萧该,实有六朝时期重视家学的渊源,但因北魏孝文帝以来文学土壤仍旧较为贫瘠,一时间并未在北方形成《文选》学的兴盛。但此际的江南,特别是江都,因本身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晋王也即后来的炀帝杨广十多年的重视和积极营造,形成了一个在帝京建业凋零、残破之后迅速崛起的经济、文化中心,由此蕴育出了一个以曹宪为核心《文选》学中心。但好景不长,江淮间《文选》学的繁盛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这些《选》学名家至少在武后初期就已聚散,流寓、充实到北方的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学术圈。以李善为界碑,北方郑、汴间的《文选》学已开始兴盛,因毗邻帝京,人文荟萃,而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甚至在初唐,《文选》就已得到了知识界高层的认同。     

新疆哈萨克族城市文化适应探析--基于“人口流动”和“文化流动”两种不同适应模式

少数民族通过两种模式来完成城市文化适应,一是基于“人口流动”的少数民族移居城市而发生的文化适应;二是基于“文化流动”的农牧区城市文化适应,也就是农牧区文化的城市化。通过“人口流动”和“文化流动”两种不同的适应模式分析哈萨克族城市文化适应,讨论农牧区哈萨克族的城市文化输入及适应情况,有助于我们了解哈萨克族实现城市化的过程。     

Updating the Debate on Intergenerational Fairness in Pension Reform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arguments involved in claims about the fairness or unfairness of government policies that would require current working generations to bear the full impact of their lower fertility on the costs of retirement pensions. The analysis is set in the context of a wider review of debate on the role of the idea of generational fairness in assessing options for reform under conditions of population ageing. The article considers three questions: whether generational fairness poses a serious problem for pay‐as‐you‐go pension schemes; whether it is reasonable to assess the generational fairness of pension policy in isolation from other kinds of generational transfer; and whether there is a good case for redistribution from future generations in favour of the baby boom gen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