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南山谣三首》创作中的文化体现与创新发展

《滇南山谣三首》是当代著名作曲家张朝创作的钢琴组曲,其源于云南彝族民族民间音乐,具有云南的民俗特色和人文特色。作品既继承传统民风、民俗文化精髓,又推陈出新,并同西方钢琴组曲的创作技法相结合,是国内现代钢琴曲中的成功之作。     

媒介演化与社会性格的变迁——基于大卫·理斯曼社会性格理论的媒介学解释

媒介与社会性格形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对应性关系,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在其著作《孤独的人群》中探讨了历史文化变迁中社会性格所存在的深刻复杂性,其中就已经涉及到了媒介变迁与社会性格转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尝试在理斯曼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新近发展出的媒介研究理论,将媒介技术特性与社会性格转化之间的关系加以主题化,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术问题,并试图对理斯曼提出的所谓“传统导向性格”、“他人导向性格”与“内在导向性格”等社会性格的媒介形塑原因作出解释。     

功能语境视域的《论语》歧义句语内翻译模式研究

语内翻译是典籍翻译过程中一个重要步骤,其对典籍歧义句的处理直接影响最终的翻译质量。在功能语境理论框架内,采用宏观功能语境分析和自下而上的具体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论语·学而篇》第8章“学则不固”的“固”字为例,对《论语》歧义句语内翻译进行研究,探讨可操作的翻译模式。研究发现在歧义句语内翻译过程中进行语境还原,有助消除词汇歧义;研究认为“学则不固”的“固”字应作“固陋”解译。      

从清初科试论侯方域的晚节问题

侯方域作为“复社四公子”之一,在明末清初的士林中颇具影响力和号召力。但因参加顺治八年（1651）乡试一事,侯方域在人格与道德上遭到世人质疑和批判。另外,又因为《桃花扇》中的戏剧形象深入人心,后人对他的认识亦多有争议,而这种对其为人的偏见甚至还延及了对其诗文的客观评价。本文本着“了解之同情”的学术态度,通过解析侯方域的诗文作品,对其从归隐到应试的心路历程进行全面观照,从而尽可能地还原易代士人的生存状况与心灵困境。     

论“湖南东大门”发展战略中的软实力

株洲作为"湖南东大门",如果要着力发挥其承东启西、对接长三角的重要枢纽作用,就不能只是一味地偏重于发展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硬实力经济,而忽略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只有软硬并举两者兼顾,才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真正建设好人文株洲。湘东书院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当下着力发展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内涵的高附加值服务型经济浪潮中,理应受到重视、保护与传承。     

“拯救”与“背叛”--《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再解读

《绿化树》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人性最基本的构成部分食、性为透视角度,对主人公知识分子章永璘在苦难、饥馑的压迫下与非人的政治炼狱中,在本能驱动下真实的灵魂波动及人性堕落、精神毁损的悲剧进行了细致剖析。在“落难”这一特殊的生命情境中,“洛神”式的人物马缨花、黄香久对他进行了灵与肉的双重拯救,可知识分子的文化优越感和精神本能,又使他在重获新生后,必然会背叛他的“洛神”,去追求更高远的境界。这有关“拯救”与“背叛”的“阴暗记忆”,再现了时代重轭之下一代人的命运图景,勾勒了中国当代“落难精英”的历史剪影。     

从《文心雕龙》“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看其礼学蕴涵

刘勰《文心雕龙》无论是对理论体系的设置,还是对具体问题的论述,或是对总纲五篇的排序,抑或是用“文心”来为全书命名,均体现出一种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而归根结底,这种思维方式源于南朝礼学,所以《文心雕龙》与礼学在思维方式层面具有鲜明的异质同构性。刘勰的思想精神与立身行事体现出其积极入世的儒家情怀,彰显出对礼学的热衷推崇,可以说进行礼学批评是其撰写《文心雕龙》的一个动机,以此敷赞圣旨,进而谋求仕进。因此,《文心雕龙》彰显出浓厚的礼学思想特色,具有深厚的礼学蕴涵,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正是其礼学蕴涵的表现之一。     

闻一多著作的版本演变和全集成型

闻一多作为中国现代诗人和现代学者,在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了丰富的文本文献,其著作的出版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版本的演变比较复杂,全集的出版经历了从旧版到新版的演变。《闻一多全集》的编印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不仅有过鲜明的政治意义,尤其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现代学术史以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史方面的"标本"意义。     

汉字的宗教、美学、符号属性与天人合一精神

作为自源文字的汉字保留并发展了起源时所具有的一些属性,如宗教、美学和符号属性,汉字直接与人和大自然构成浑然天成的互文空间,彰显并巩固了华夏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人天和谐精神.     

论我国城市社区的政治文化建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社区权力结构和治理模式的转型,城市社区的政治文化建构作为社区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作用和重要性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法律的相对滞后、见物不见人的文化心理、责权利的分离以及“社区人“意识的淡薄,是阻碍城市社区政治文化建构的主要因素。只有从中国政治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主阵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积极培育新型公民文化,改进政治社会化方式,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等,才是正确建构城市社区政治文化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