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三语习得研究述评

三语习得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影响三语习得的因素。如负迁移、跨语言距离的影响、学习动机和策略以及对第三语言文化的接受态度;二是促进习得的因素。包括正迁移、语码转换的优质化、多元文化价值观的构建以及师资队伍的建设研究。从近十年的研究来看,理论探讨和对国外的研究介绍较多,实证研究较少;在三语习得向多元化研究以及从...     

纯诗化：“第三代”诗歌的诗学追求

“第三代”诗歌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重要诗歌创作潮流人们评述“第三代”诗歌的诗学追求时,认为“第三代”诗歌体现出鲜明的后现代特征。这是不对的。“第三代”诗歌有“纯诗化”这一独特的诗学追求,一方面,内容上他们追求“纯诗化”。他们“反文化”、“反崇高”,就是要把“文化”、“崇高”这些“非诗”的杂质去掉,而在诗歌中写出真正的个人生存体验。另一方面,他们追求语言的“哲学化”。他们“反修辞”和“拒绝隐喻”,是为了让诗歌语言更准确地表达内容。     

第三方物流的契约经济理论分析

第三方物流亦称契约物流,基本具备了契约的所有属性与特征。同其他契约一样,物流契约同样具有不完全性,这就使得物流契约当事人之间在利益分配中就存在一定的“剩余”,从而导致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如何处理这一“剩余”,是物流契约(物流外包)中的重要问题,并会导致相应交易费用的产生。为减少相关交易费用,半结合(联盟)就成为一个重要解决方案。此外,制定合理的激励机制,设计自动实施物流契约,是促进第三方物流发展的重要途径。     

抗战时期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成员在余汉谋部的合作

抗战时期,在余汉谋所率的部队中,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成员及无党派人士曾经有过一段共事合作,并一度形成了多党和非党成员合作抗日的局面。这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气候下党派关系获得部分调整的一种反映,在全国抗战史上尚较为罕见。虽然当中发生了曲折,但从全民族抗战的眼光看,那一段历史是有意义的。     

东西方文化的历史契合--评"轴心时代"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观

公元前800至500年间的“轴心时代”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它标志着全人类的共同文明目标和道德精神的形成。东西方伦理思想的奠基者孔子和苏格拉底的道德伦理观有相通之处,这两位东西方文明奠基者虽天各一方,但在道德观上却存有历史的契合。他们在道德的认知和道德的可教性方面存在诸多共识,对当今社会文明规约的继承和发扬具有积极深远的影响。     

通过天山的沟通——从岩画看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新疆在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联系

2008年,在新疆乌鲁木齐东部博格达冰川边缘发现一处岩画遗址。岩画遗址的动物形象很有特点,身体部分为前后两个三角形相对构成。在我国境内是首次发现这种类型的岩画。这种风格的岩画在吉尔吉斯斯坦著名的岩画遗址群塞伊玛里塔什（Saimaly-Tash）有大量的发现。塞伊玛里塔什和博格达冰川发现的独特、相似的岩画说明,在公元前3千纪到公元前2千纪早期,生活在费尔干纳附近山地的牧牛人,他们曾沿着天山一直向东迁徙,到达今乌鲁木齐一带。这些人有可能把中亚（本文所用＂中亚＂一词,为狭义的中亚,主要指中亚五国地区,特别是锡尔河、阿姆河上游地区的山地、盆地和绿洲）及其周围地区先进的文明因素传入新疆。这个岩画的发现为我们认识新疆之外西南方向过来的人群和文化提供了明确的线索。     

中国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换的年龄轨迹研究

文章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视角,借助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与美国南加州大学合作在巢湖农村进行的历时9年的四期纵贯调查数据,构建起代际交换变动的多层曲线增长模型,对老年人在60岁及以后的整个生命阶段中,个体年龄、出生队列和家庭生命阶段三方面因素对家庭代际交换的效应进行了分解,并描绘了代际交换的年龄发展轨迹。结果表明,代际交换的发展动力源自于社会、家庭、个体三个层面,其动态轨迹既是个体发展过程和历史过程,也是家庭策略,其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个人时间、历史时间和家庭时间的同步。     

“银发市场”：对应人口老龄化社会态势的老年产品理念

当前,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已开始进入老龄化进程,随着老年人比例规模日益扩大,老年特殊性的潜在经济影响也由于其规模增长而被释放和放大。老年群体的这一经济特征无疑将给宏观经济发展带来明显的实质性影响。由此,对于老年消费品市场和老年产业发展的研究,就具有了现实的需要和当下的实践意义。本文就老龄日用品制造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以工业设计的创新思想,对人口老龄化社会态势下老年产品的时代特性和研发理念。展开基本认识与开发策略的跨学科阐述,以期作为“他山之石”,为人口经济学理论增添一个不同既往的研究视角。     

CWTS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及制度环境分析

中国福利性第三部门(CWTS),作为专业化的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的非营利性机构,视救困济难、社会福利为己任,切实为社会弱势群体谋福利,为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和政府机构改革提供了有效的帮助。在分析第三部门和社会福利概念本土化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福利性第三部门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及制度环境,对中国福利性第三部门的进一步发展尤具意义。     

Second and third party punishment under costly monitoring

In a laboratory experiment we study how costly punishment behavior of second and third parties in a social dilemma situation is affected by monitoring costs. Subjects have to pay a fee over and above punishment costs if they wish to condition punishments on previous play, which is equivalent to a binary choice between the acquisition of perfect information on the target subject’s behavior and no information at all. When monitoring is costly both second and third party punishment is weaker and less discriminate and hence generates weaker incentives for cooperation than when monitoring is free. There are subtle differences between second and third parties: The presence of monitoring costs leads subjects to withhold sanctioning more often as second parties than as third parties, and to punish indiscriminately more often as third parties than as second parties. The results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peer-enforcement of cooperation in social dilemmas and whether there is a common motivational structure underpinning second and third party punish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