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诗学中自然美观念的差异性

中西方自然美观念的产生都源于人的觉醒,但不同的文化环境使中西方在对待自然审美上出现众多差异,"比德说"和"移情说"就是代表之一。这种差异性表现在文学上,呈现出西方重外省、中国重内省,西方文学作品表现物我分离较多、中国文学作品表现物我合一较多的特点。     

党项与西夏碑石刻叙录

党项与西夏碑石刻主要由夏州拓跋部家族及其幕僚的墓碑、西夏时期的佛事碑、西夏陵残碑以及西夏遗民的碑石刻等部分组成，它是“中国藏西夏文献”的特色所在，为研究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国名、纪年、语言文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汉唐“风土记”中的西域风土映像——兼论华夷文化观在汉唐时期的转变

汉唐时期,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兴盛,涌现出诸如《高僧法显西行记》、《佛国记》、《奉使高丽记》、《大唐西域记》等大量僧俗士人的西域行纪。这些著作的作者,以亲身的见闻和阅历,记载了大量的异域见闻,对于向中原人介绍异域风俗,促进西域文化在中原地区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借助这种生动的西域风土映像,中原士人传统的华夷文化观念也发生了微调,变得更为开放,对西域文化也更易于理解、认知和接受。     

“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实施中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重要的经济学核心课程,在西方称为“经济学原理”,是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后总结的系统理论,是其它学科的基础平台。因此,案例教学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显得尤为重要。首先论述案例教学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作用,并指出了“西方经济学”实施案例教学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相关的解决对策。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篇的文本结构问题——西方马克思学实证方法与思想史科学方法的根本对立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篇《费尔巴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要文献,但手稿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未发表。目前对该篇手稿的编排已经有了不下十个版本。可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的编者陶伯特等人推翻了“把手稿编辑成一部著作”的传统,将《德意志意识形态》变成了由若干独立的文稿组成的论文集。这种实证主义的编辑“新思路”与西方马克思学“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图一脉相承,实际上否定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史地位。但《费尔巴哈》篇的手稿包含了马克思、恩格斯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起草《绪论》的两次尝试,即从历史的前提(“现实的个人”和物质生产)以及人类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所有制形式)这两个角度出发,正面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因此,必须在正视上述文本学事实的基础上,把《费尔巴哈》篇编排为一个完整的文本,而不是独立文稿的结集。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女性道德观的演进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近代西方女权思想、人权观念、婚姻理论等渐次传人中国,在近代中国社会引起共鸣。近代先进之士对比中西方女性道德文化,在对中国传统妇德的缺陷进行深刻反省和检讨的基础上,提出了近代意义上的新型女性道德观。这种新型女性道德观的形成与发展,集中地反映了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性别伦理道德反思的深度和广度,也清晰折射出西学东渐的日益加深。     

中西人权观差异的历史文化反思

人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问题。每个国家的人权观都是本国主流文化在人权领域的表现。中国和西方的人权观在诸多方面存在截然不同的价值定位和选择。中国人权观主张义务本位,西方人权观主张权利本位;中国人权观发生于礼治环境,西方人权观产生于法治环境;中国人权观侧重对超验人生价值的追问,而西方人权观侧重现实的功用;中国人权观重视群体的权利,而西方人权观重视个体的权利;中国人权观重视人际的和谐,而西方人权观侧重人际的界分;中国人权观侧重人生价值的完满,而西方人权观侧重人生日用的实现。西方人权观的致用性、个体性、务实性可以弥补东方人权观“有神无体”的制度性缺失;而中国人权精神的高远性、和谐性、完满性则可消除西方人权观“有体无神”的工具性僵硬。     

论西学中译的文化杂合及非文化殖民性

通过明清以来的西学中译史,论证了西学中译的文化杂合及非文化殖民性,为防止后殖民翻译外延内涵无限扩大化提供了佐证。西学中译的主流不是后殖民翻译所能涵盖的,而是属于正常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中外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不但来自西方的学说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相和社会面貌．而且中国思想也在西方产生影响。     

西部民营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行为的优化

在西部民营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施政乏力。文章分析了造成的原因,认为只有优化地方政府行为,才能进一步促进西部民营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Large,But Adaptable? A Successful Population Policy and Its Long Term Effects

A restrictive population policy led to almost doubling the number of newborns from one year to another in Romania in the 1960s. Twenty years later, this large generation (of women) enters a marriage market with few eligible older mates, in a society where marriage is a must. In this article, I analyze this social experiment within the broader frame of the marriage squeeze/two sex models. Using various data from censuses and surveys, I argue that the marriage market is flexible even when is confronted with disproportionately large cohorts. If the social pressure toward marriage is strong, the marriage rates do not necessarily fall, but the mating age patterns 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