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实证分析——兼论农村养老保险的效用

通过对江苏和四川两省810户农村居民入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重点考察第一代农村独生子女父母与同时代非独生子女父母在养老意愿上的差异。是否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是影响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所有参加养老保险的两类父母,在养老意愿三个维度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对于未参加养老保险的群体而言,两类父母在养老经济打算、养老担心度上均表现出显著性差异。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和养老观念转变两个方面,进一步探讨第一代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如何应对养老。     

民族地区农地保护与城镇化协调发展问题探讨

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是历史的战略性选择。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催生政府强行征地欲求,加速农地数量的减少,加剧农地质量的下降。合理调整城镇化建设与农地保护之间的关系要求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必须统筹规划、集约用地,必须规范政府的供地行为,必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论清代“环湖八族”形成的历史背景

公元16世纪上半叶,大批蒙古族靠武力占据了环青海湖地区的肥沃牧场,而世居当地的藏族各部落被迫渡黄河南迁.19世纪中叶,藏族抓住青海蒙古族日趋衰落、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起义导致满清政府无暇顾及青海的有利契机,率众北渡黄河,从而形成了青海今天的蒙藏民族分布格局.本文结合汉藏史书文献,探计了"环湖八族"形成的历史背景.     

四川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安全保障机制研究

旅游资源开发一直被认为是促进四川、云南、贵州等西部民族地区地方脱贫致富的重要路径,然而过度的资源开发必将直接危及当地生态安全。四川地处长江上游,其民族地区的生态安全状况关系着长江流域以及整个国家的安全。本文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探寻四川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自然生态环境、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的生态安全保障机制,以期切实有效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中国与东盟国家双向投资关系分析及对策研究

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山水相连,文化习俗相近,双方商业合作和友好往来历史悠久,随着中国与东盟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自贸区的启动,双方合作空间进一步拓展,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投资合作是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强大推动力,这得益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开始实施,双方开放投资市场,改善投资环境,降低贸易壁垒,为双方企业创造更多投资机会。     

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生计方式变迁研究——以河北省D县为例

生计方式变迁属于社会整体性变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论文以河北省D县为例,通过对D县农村生计方式的变迁进行实地研究,描述了生计方式变迁的内容,并深入分析生计方式变迁的动力机制。生计方式变迁导致了农民家庭收入的不稳定、人际关系的功利化、社会流动的不合理、"熟人社会"的陌生化等问题,积极寻求农民理性适应生计方式变迁的途径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和稳定。     

中古汉地之西域文化

社会文化生成与历史生成相互促生.文化生成主要在于文化接触、交往交融而形成复合文化.社会生成,主要指不同形态社会力量(生产方式、主体等)碰撞交流,形成新的社会特质.历史生成,因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尤其朝代更替或政权变更,使主体及其文化迁移或滞留,而产生新的社会主体或结构.即历史生成实质涵括或促动社会文化生成.同时,社会与文化生成积淀或敦促历史生成.族属、信仰之转换、转向通常基于文化、社会和历史的生成.即历史生成往往基于社会文化生成.自古代经中世纪至近代,西域文化不断东渐中土,与南北方汉文化交融生成,逐步成为现今汉文化的重要构成.此亦历史生成之内容.     

试论东洞庭湖区域湿地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策略

东洞庭湖湿地为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和休闲提供多种资源,但由于管理原因、泥沙淤积、水体污染、不合理开发利用,致使湿地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制约了当地经济发展。要解决上述问题,应从四个方面着手：一、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二、强化公众湿地保护意识。三、资源开发与保护同步进行,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四、建立社区参与制度、生态补充机制和监测系统。     

1966年至1978年洞庭湖地区血吸虫病流行特点

洞庭湖地区血吸虫病流行因素很复杂,复杂性在于湖区居民生产、生活与湖区环境产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没有政府的主导性作用,切断血吸虫病的传播途径,控制疫情的蔓延是不可想象的难题。血吸虫痛的流行程度与政府主导地位的发挥程度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成正比的关系。这在“文革”时期表现得很突出。洞庭湖地区血吸虫病的流行在文革时期以1970年为分水岭呈现出泾渭分明的特征,已超出了流行病学上的意义,更体现它的社会学价值。     

战略环评与都市圈建设

都市圈的建设越是火热,越需要冷静的思考。目前都市圈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是环境保护,战略环评的缺位造成的损失难以在短时间内克服,只进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是不够的,需要正确认识并切实推行战略环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