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研究(英文)

中国县级决策者主要对上级负责,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率,而非居民福利最大化,导致其财政决策偏向生产性支出。基于2067个县（市）2001-2005年财政经济数据的实证检验,为县级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生产性支出偏向严重地妨碍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和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逐步增强县级政府满足本地居民需求的激励。     

财政转移支付与义务教育投入:以中部城市为例

通过对2005年中部75个城市的财政与教育截面数据的定量分析,发现转移支付资金有部分被用到了教育中去,但影响系数并不大,同时它使得城市政府减少了本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即转移支付对城市教育经费投入产生了替代效应,但这种挤出效应也不明显。说明城市政府并不会将转移支付资金过多地投入到教育中去,而是会尽量用本级收入来维持基本的教育资金保障。所以,单纯依靠上级财政补助来实现教育的均等化可能是个难以实现的任务,而更需倚重地方政府的自身财政投入。     

基于社会福利指标的我国财政支出合理化研究

财政支出的最终目标是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通过设计社会福利综合指标,利用1978—2006年的年度数据,对我国财政支出水平与社会福利综合指标进行了计量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我国财政支出与社会福利综合指标存在显著的"Amey曲线",但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过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不足;地方财政支出过多,中央财政支出不足;在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投资比重过大,用于公共服务支出过少。研究结论对我国财政支出改革有一定的启示,我国应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改进支出结构,加大公共服务支出。     

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度研究

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其支出水平,推动经济的发展与复苏。文章首先建立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关系的理论模型,然后基于我国的相关数据,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不仅有直接的拉动作用,而且还会通过消费、投资的促进作用间接地拉动经济增长,同时还对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估计。     

中国地方政府最优财政规模:理论与实证检验

在Barro的政府规模的内生决定理论框架下,运用中国省级地方政府规模的面板数据,实证性地估计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最优财政规模区间以及分区域地方政府的最优财政规模区间。结果表明,虽然中国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是生产性的,但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规模过大;政府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边际产出均显现出随其规模扩大而缩小的效应;中国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实际规模均远远大于平均最优规模。     

农业补贴的历史与理论探析

对农业补贴的历史进行了回顾,探讨了支持农业补贴的主要理论依据,包括公共财政理论、非均衡理论、土地资源价值全面实现论以及农业的弱质性理论和农业多功能理论。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特点,认为我国迫切需要加大农业补贴力度,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在WTO规则下完善补贴体系,不断优化农业发展环境和提高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充分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促进农业的经济、生态、社会功能协调发展。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财税政策研究

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经济结构因素两方面的考虑,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推进存在诸多的阻碍因素,提出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财政税收政策的目标是激励企业参与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缩小地区间、行业间和企业间的数字鸿沟,根本改变工业增长的模式,加速实现我国工业现代化。据此进一步提出：财政税收政策必须坚持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坚持以企业为主体、政府为主导原则以及效率原则、优先支持研发投入原则、坚持差别性原则,财政政策支持重点是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以及其他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对社会生产力有重大影响的行业、生产环节以及重大技术等。同时研究了信息化与工业化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方法以及应当配套的措施。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各构成项目均衡效果分析（2001--2008）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政府建立了比较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各地区财政收入差异不断缩小。中央转移支付包括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目转移支付等多个项目,各个项目均衡各地方财政收入的作用也具有差异性,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的均衡性最强,返还性收入和专项转移支付的均衡性效果较差,对缩小各地方财政收入差距作用很小。为此,需要加大财力性转移支付的比重,尤其是一般转移支付的比重,同时控制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不断缩小税收返还的比重。     

包容性增长视角下财政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目前,由于地区净财政收益、转移支付内部结构、省及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法律保障与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难以真正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与包容性增长的发展目标背道而驰。必须明确定位转移支付政策的目标与原则,建立纵向和横向转移支付相结合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大力优化转移支付的内部结构,完善转移支付相关的指标体系与法律法规,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基础上使社会福利最大限度惠及广大百姓。     

农业补贴的制度变迁与政策匹配

我国农业补贴的政策取向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农业负保护政策、工业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的农业取予平衡政策,以及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业政策的全面转型。农业负保护政策主要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农业征税实现;对负保护政策的调整,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实行农产品价格支持以及增加财政支农投入为标志;新世纪以来全面取消农业税,探索实施农产品价格支持措施和直接补贴政策等,则意味着我国已初步建立农业补贴制度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