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主体对需要的选择及其意义

任何人作为社会行为的主体,都必然要对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这种选择既受主体自身因素的影响,又受社会因素的制约;既表现为一个微观过程,又表现为一个宏观过程。对主体的需要选择行为进行探讨,理论上可以对历史唯物主义逻辑起点的认识更趋深化、全面化、科学化,实践上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党的自我革命的可能与现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要想准确认知和把握党的自我革命,既要有一般性的抽象分析,还要有具体性的现实验证。遵循从马克思主义政党一般性解读到中国共产党现实性的阐释的逻辑脉络,深刻阐释党的自我革命内在可能性和现实性。人民性、革命性、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先进性、纯洁性、创新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党的自我革命贯穿其中。从可能性出发,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目标和追求是自我革命可能性的内在根据,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则是从实践的视角证明了自我革命的可能性;从现实性出发,中国共产党自身具备的基本条件给自我革命提供了毋庸置疑的现实性,完善的制度体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严密的组织体系、坚强的领导核心等,是党的自我革命变为现实的必要条件。     

Causal inference with observational data: A tutorial on propensity score analysis

When treatment cannot be manipulated, propensity score analysis provides a useful way to making causal claims under the assumption of no unobserved confounders. However, it is still rarely utilised in leadership and applied psychology research.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hreefold. First, it explains and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and key assumptions of the method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propensity score weighting. This approach is readily implementable since a weighted regression is available in most statistical software. Moreover, the approach can offer a “double robust” protection against misspecification of either the propensity score or the outcome model by including confounding variables in both models. A second aim is to discuss how propensity score analysis (and propensity score weighting, specifically) has been conducted in recent management studies and examine future challenges. Finally, we present an advanced application of the approach to illustrate how it can be employed to estimate the causal impact of leadership succession on performance using data from Italian football. The case also exemplifies how to extend the standard single treatment analysis to estimate the separate impact of different managerial characteristic changes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manager.     

挖掘城市历史文脉,重塑名城特色

以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存在的纯粹以保存为目标的单点式保护或单纯以旅游为主导的单一式利用等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惠州市为例,提出将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到统一的保护对象之中,并挖掘城市内在的历史文脉,赋予城市文化遗产新的生命力。此外,还通过策划特色文化品牌包装等措施重塑城市历史文化特色,由此增强城市品牌效应。     

论"花儿"的基本主题与特色

本文认为"花儿"的基本主题与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作为比物与兴象的历史文化传统;作为歌咏青春少年的人生主题;作为高亢与哀婉的审美文化特征.     

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清代承继此前的史学传统,建立了史料储备和征集制度,为《清实录》的修纂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原始材料,使实录成为清代史料的一大总汇,经过它的编辑和纂修,清史杂乱的档案得到第一次清楚的梳理,并以易查易读的特点为后人所重视,或摘录,或取用,或改编,或融汇,成为《清圣训》《东华录》《清国史》《清史稿》《清会典则例》《皇朝文献通考》和《皇朝续文献通考》等一系列清史著作的史料来源。从清代整个史学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所有官方史书乃至私修史书,基本上都遵循原始档案—《清实录》—清代国史—各种下游史书的史料流程,形成史料讲究、史实可信的史书系列。虽然难免有史料重复、辗转传抄之弊,但也保证了史源可靠和来源明了的特性。     

皖中与皖南村落空间结构及其成因的比较分析

目前对于安徽村落的研究,多停留在徽州村落的研究上,而皖中村落融合南北特点,形成别具一格的聚落形态,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文章从地理、历史、人文等方面探讨影响村落形成的因素,并用空间句法对皖中和皖南村落的结构进行分析,对比二者空间结构的不同,进而探讨其历史成因。     

司马迁祠现存碑石与价值探讨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人们为纪念司马迁,特地在陕西省韩城建造了一座祠庙,名为＂汉太史司马祠＂。祠内现存古今碑石一百余通,内容涉及司马迁的人品与人格、司马迁祠墓的历史变迁、修缮祭祀活动、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评价,以及《史记》相关篇章中的名言警句等,是研究司马迁、《史记》、司马迁祠庙的珍贵财富,价值甚大。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人培养问题研究--基于顺德民营家族企业的调查

长期以来,代际传承问题一直是世界家族企业研究领域的首要问题。而随着开创了经济奇迹的第一代创业者逐渐老去,中国家族企业也即将迎来以代际传承为主的传承浪潮。在此背景下,文章以佛山市顺德区200家民营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从顺德民营家族企业传承的现状、代际传承人的拟定和培养等方面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家族代际传承人的培养问题,从代际传承人的学校教育、能力培养、后续教育及圈子建立等方面提出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建议。     

论中国花卉文化的繁荣状况、发展进程、历史背景和民族特色

我国是一个花卉文化极其繁荣灿烂的国度,无论是园艺种植、花事观赏,还是文学、艺术创作都极为丰富繁盛。我国花卉文化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的始发期、秦汉至盛唐的渐盛期和中唐以来的繁盛期。从审美认识水平着眼,我们将这三个阶段分别称为“物质实用时代”、“花色审美时代”和“文化象征时代”,三个阶段间呈不断累积演进之势。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有着我国自然条件、社会文化广泛的历史基础。我国地大物博,植物资源丰富,给花卉园艺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优越的自然条件。我国发达的农耕文明对花卉园艺生产促进良多。我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构成了花卉文化创造的主力,无论是外延的拓展,还是内涵的提升,都主要得力于他们的奉献,也主要体现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和文化理想。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崇尚自然的文化观念对花卉观赏的影响从来都是正面、积极的,历史上从未出现其他民族那种基于特定教义对花卉使用的严格限制,西方中世纪普遍禁止那样的现象。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决定了我国花卉文化的民族风格。我国观赏花卉以我国原产的木本和经济应用品种为主,形成了独特的名花、名树体系。我国人民比较重视自然生长、园艺种植的植物生姿,特别欣赏植物的生机天趣,西方社会那种花环、花冠等采结献赠为礼的方式在我国并不多见。在花卉象征上,我国士大夫阶层最终形成了“比德”、“写意”传统,即通过花卉形象寄托人的道德品格和高雅情趣,体现了我国崇尚伦理道德的文化精神,与西方花卉象征多具宗教意义颇有异致。我国花卉象征中的吉祥寓意,体现着我国民众独特的幸福观,有着鲜明的民间、民俗色彩,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系统“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