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发展功能分区与主体功能分区的比较研究

以人口发展功能分区和主体功能分区的内涵特征为逻辑研究起点,采用规范研究与归纳总结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功能区划的角度对两者的总体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对比结果显示,两种区划都是我国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空间管制手段,但在功能、性质、作用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在此基础上,通过找出两种功能区划统筹协调中存在的问题,简要地提出了协调两者的几点建议。     

集体耕作制时期农村人口增长分析

通过文献参阅,运用现代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关理论和方法,探索性地分析集体耕作制时期,农地产权残缺、社会的高度封闭性及平均分配主义的影响和中国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30年来,影响中国农村人口快速增长的诸因素和人口低生育水平反弹的压力基本消除。面对人口长期负惯性增长的新趋势,中国应及时调整生育政策。     

世界人口发展健康指数构建研究

本研究构建了世界人口发展健康指数,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46个国家(地区)的人口发展健康状况进行了排名。人口发展健康指数不仅直观地反映和比较了各国(地区)人口发展健康度现状,还可以对人口发展健康状况进行预警,从而可以作为各个国家(地区)制定人口相关政策的重要参考。     

人口计生工作职能转变与建设高素质职业化队伍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任重道远。要实现未来人口发展目标,转变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职能,关键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职业化队伍。国家人口计生委在机构得到充实和加强的基础上,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和提高效能,促进了人口计生工作健康、深入、持续发展。     

中国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

人口具有生产和消费的双重属性,因此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考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态势,以人口为中心系统地分析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中国的人口变动主要从四个方面促进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如果没有其他突发性因素的冲击,单从人口变动因素来看,中国经济还可能再持续增长二十年。     

对中国流动人口“梯次流动”的理论思考

针对中国大规模流动人口的流动特点及其流动过程进行理论思考,提出梯次流动概念和流动人口的梯次流动形式、前提条件和原理。将梯次流动定义为在流动迁移的过程中,流动人口凭借自身以及外部的力量不断改善其个人和家庭的福利状况,从而呈现出的一种渐进性的向上流动现象。梯次流动成为一种人口流动中不断优化决策的过程,梯次流动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国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促成了梯次流动动机的形成和实现的可能。梯次流动的分析视角有助于从微观视角分析个人流动到家庭流动迁移完成的过渡过程,更好地认识中国流动人口现象的特殊性并完善相应的政策与制度。     

上海城市人口总量控制与结构优化研究

上海的人口总量和结构一直与其独特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带动人口发展,人口发展推动城市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正处于第四波工业化时期,人口增长较快。在人口结构上,户籍人口老龄化,而外来人口具有就近流动、城城流动、定居化特点,且教育水平逐年提高。从承载力上看,上海人口总量合理,但人口分布的不合理影响了人口结构的发展、城市社会的融合,带来了核心区人口过密、产城融合不畅的问题,以及偏好"人脑"、排斥"人手"的问题。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可能的人口逆流,上海应稳定人口总量,建设整体推进的多中心发展人口分布格局,完善户籍制度改革,破解"新二元结构",推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结合政府改革,完善相关配套改革措施。     

从第三方支付发展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互联网时代第三方支付的发展,揭示了企业"控制用户信息流以控制支付流,控制支付流以控制资金流;获得用户网络接入权胜过获得资本所有权,获得数据投入量胜过获得资金投入量"的新规则。大平台日益成为金融机构控制用户信息流、获得用户网络接入权的重要载体,在平台组合上加载信用有关数据流日益成为形成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的重要生产资料。在互联网时代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既要继续重视金融机构集聚,更要注重鼓励企业赢得全国性用户网络接入权,加强平台组合,增强信用数据流。上海应依托自贸试验区推进互联网金融监管创新;牵头建立长三角征信联盟集团公司;搭建本地金融机构网聚平台。     

如何规划“职业教育城”用地面积——以广州教育城为例

在规划职业教育城建设的用地面积时,要了解城市现有职业教育的基本情况,测算未来年份有多少生源需要入读职业院校、现有和未来所需要的技工在数量和结构上的差距、未来年份职业院校应该培养出多少技工,以此推算院校应有的规模,进而确定院校的用地面积。     

历史地缘政治背景下广西政治中心的选择与分省设想

唐后期,为了控驭广西西南部的非汉民族,在广西境内首次设立高层政区岭南西道,道治位于邕州,但历时短暂。从北宋到明代,在以民族因素为主导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广西的政治中心长期位于桂林。清代中前期,民族因素对广西地缘政治的影响削弱,桂林作为省会只是历史惯性的作用。清后期爆发的边疆危机,成为广西地缘政治变动的新因素,广西省会由桂林迁往南宁成为历史发展的妊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