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宅基地产权法律表达的70 年变迁(1949—2019)

受苏联宪法影响,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引入“生活资料/ 生产资料”概念。 在法律层面上,农民房屋从公民私有财产被改造为生活资料。 1962 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则把性质上属于生活资料的农村宅基地归入生产资料,变成了集体所有、农民使用。 通过房屋“生活资料化”和宅基地“生产资料化”,农民原先的宅基地所有权被弱化为一个事实上的居住权。 改革开放以来,在立法上恢复了房屋的财产本质,确认并通过改革不断实现宅基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性质。 宅基地的财产属性逐渐得到恢复。 70 年宅基地产权法律表达变迁的历史说明,应在坚持集体所有前提下不断推进宅基地财产化,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权利,这是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不平衡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利用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2013年的调查数据(CHIP2013)分析了社会劳动力人口的养老保险缴费特点、收入分配效应及其不平等问题。研究发现:(1)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的不平等程度较高,农村不平等程度大于城镇。尽管新农保是社会的主要参保类型,但全国养老保险缴费金额主要由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贡献。(2)养老保险缴费过程扩大了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在农村地区的再分配作用不够明显,但是因为其缩小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正向收入分配效应。(3)不平等的分解结果显示,解决制度间的差异是降低养老保险缴费不平衡的最有效办法。建立城乡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多缴多补的补贴政策,都是降低缴费不平衡、缩小收入不平等的途径。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扶贫策略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打赢脱贫攻坚战。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致贫因素复杂,扶贫任务艰巨。基于秦巴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A-F测度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与分解,并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在厕所类型、做饭燃料、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贫困现象普遍。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0.56%,多维贫困指数为0.391 6;农户家庭65岁以上人数、耕地面积、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人口数量等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从生活水平、健康医疗、养老保障和教育等方面进行重点扶贫,使农户早日脱贫致富。     

选派书记：有效治理问题村的实践与机制

当前中国农村存在一些问题村,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基于治理问题村的现实需求,华北A县创造了“选派书记”制度,并且取得了不错的实践效果。在县委组织部的多方协调下,县乡共建了农村人才后备库,然后再向问题村选派合适的干部任职村书记,实现人才与村庄的精准对接。选派书记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通过建构村庄权力的整合机制、治理资源的调动机制以及应对琐碎事务的扁平化治理机制,实现了对问题村的有效治理。“选派书记”制度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举措,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提供了重要方向。     

新苏南模式：乡村振兴的一个解释框架

新苏南模式作为一个“主动式”与“内源式”的乡村建设实践范式,为理解中国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话语下,苏南乡村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动力、产权结构形式、经济增长方式、乡村发展目标上均产生了质的转向,主要以制度创新为实践驱动,从而消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在振兴理念上,通过户籍制度、就业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的变革,以促进城乡融合;在振兴手段上,通过“三集中”的实践策略,以落实乡村有效治理;在振兴指向上,通过多元合作与网络化发展的路径,以建立一个“村庄空间—中心社区—城镇地域”多中心的城乡融合共生系统。     

乡村治理中现代乡规民约的民间法理论问题

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当下的重要任务。乡规民约中流淌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有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积淀,对乡村治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乡规民约作为民间法的一种,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调整国家法所不能到达的地方。然而,乡规民约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此,要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必须构建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劳动力禀赋变化与生产条件差异下的农业技术选择——以中国水稻机插秧技术推广应用为例

农业生产要素禀赋状况变化与农业生产条件差异对农业技术进步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23个水稻生产省（直辖市、自治区）2004—2015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随着水稻雇工工价不断上升和各地区水稻机插秧水平不断提高,各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也对水稻机插秧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农业生产条件的差异是导致地区间水稻机插秧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随着中国农业劳动力逐渐稀缺会诱致劳动节约型技术的不断出现和大量应用,但诱致性技术变迁机制的有效发挥还依赖于各地区农业生产条件。为进一步提高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需要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机作业条件和提高农机技术水平。     

中国出现新乡村性？——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研究

在中国,越来越多城市居民喜欢利用周末及节假日前往乡村地区休闲度假,给旅游地理学和休闲地理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为研究中国新型的甚至是未知的城乡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这种新的休闲度假趋势主要产生于大中型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区。以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周边郊区为例,研究新型乡村旅游在城郊地区的发展,在保留和修缮传统乡村景观的同时,也产生出新型景观。旅游的发展促使乡村地区结构重组,建立了乡村旅游从业者的经营活动与当地农业发展之间的新联系。从中区分出两种乡村旅游经营模式:一种是为了适应当地乡村现代化发展需要并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乡村旅游示范村;另一种则是由个人开发且相对独立的小型农家乐或乡村旅游景点。这些地区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既有利于当地发展支柱产业,调整产业结构,扩大经济活动范围,也为城市居民重新审视乡村世界提供新视角。     

农村公共品供给方式与基层善治

通过对农村不同公共品供给方式实践的考察,发现了两种不同的供给理念。作为一种典型的“输入”式供给方式的项目制,因为忽视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导致资源浪费和治理失效的问题;成都市推行的公共服务资金政策,通过将决策权下沉到议事会的方式,实现了公共品供给方式从“输入”到“嵌入”的转变。研究发现,普惠性的资金分配和弹性化的使用规则、需求表达和组织回应的制度化、村庄治理资源和治理手段的组织吸纳、群众参与和基层监督机制这四个层面的实践机制保证了公共服务资金具备公共性、权责性、合法性和透明性四个基本特征,从而体现了基层善治的基本要求,是善治理论在基层治理中的具体实践。     

集体行动、财政激励与村级公共产品自主供给

利用农村“一事一议”制度变迁作为研究对象,从影响农村居民集体行动的社会因素与财政因素两个维度,对农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证实：“一事一议”制度有利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结构优化,其显著提升了村级公共服务的供给绩效。农村传统的“宗族”社会结构有利于克服集体行动中的“自利行为”和“搭便车”倾向,促进了“一事一议”的开展,而当前逐步扩大的收入差距形成了公共产品的偏好差异,提高了“一事一议”的交易成本,但是有效率的村级治理体制对村庄开展“一事一议”具有促进作用。“一事一议”挂钩的财政补助,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实证研究结论对于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培育内生性的公共产品自主供给机制,提供了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