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齐鲁地区社会风气的变迁

齐、鲁自古不同,延至秦汉尽管仍有差异但皆以礼义闻名。西汉时期齐鲁之地以其雄厚的知识资源和人才优势深切地影响了历史的发展进程,但同时自身也受到当时社会大势的影响,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种交互的影响中,齐、鲁最终合流于经学之下。在社会整体风气的影响下,齐地变化不大而鲁地则受到巨大的冲击,大体上呈一种鲁地齐化的态势。     

国际社会福利改革:对中国社会救助政策的启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保护、发展型社会政策等理论的影响下探索出了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工作福利和社会养老金三种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路径,这些改革路径中所包含的投资人力资本、重视劳动力市场在减贫中的作用,以及在社会救助工作中引入社工服务等做法对我国未来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社会管理创新与社区治理的群众参与

社区是社会管理的重要载体,社区治理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内容。社区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浙江省XC区通过引导群众参与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事务、创建结构化平台、制定刚性制度、抓好党的领导和政府管理与群众参与之间的衔接以及落实参与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激活、培育、保护、规范和巩固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切实解决了＂群众参与积极性从哪里来＂这一问题。     

“独立性”与“优先性”——诺齐克与罗尔斯的自由之辩

"自由,只有为了自由才能被限制",这是近代"启蒙运动"的一句名言。但是,自由如何被限制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被限制,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其一,自由只能被自然概率所限制,这本身不能叫做限制,因而,自由是独立的;其二,自由只能因社会合作体系的平等需要而被限制,但是,必须保证自由前提下的平等,因而,自由处于优先地位。这就是诺齐克(RobertNozick)的自由主义与罗尔斯(JohnRawls)的社会契约论之间的差别,前者追求自由的独立性,后者追求自由的优先性。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自由与平等"的矛盾。     

社会科学期刊规范化若干重要问题答疑

社会科学期刊编辑编排规范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概括说有两个方面:一是理论认识层面的问题;二是学术技术层面的问题。前者主要集中在社科期刊与科技期刊、印刷版期刊与电子版期刊、计算机识别与中文编排习惯、社科学报与社科期刊等几个关系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上。后者主要集中在参考文献及其著录上,少量的也涉及到其他方面。按照新修订的《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的要求,对已有规范进行再修订不仅必要而且也是十分紧迫的任务。     

论中国学术的本原范型

通过对史前文明发展的考察,可以探索中国学术的原始范型和基于此而生成的伦理性学术范型。在总体旨趣上,自然法则与主体意志的互含互成关系是促成中国学术本原范型的文化渊源和依据,在历史从自然走向社会的过程中,这一关系越来越倾向于对社会伦理本质的揭示与描述。伦理性特征作为中国学术本原范型的内在规定,体现为巫与史的融合且互为表里、数与术的结合且互相制约、情与性的交织且互相牵制。这种伦理性特征借助整体性的融合机制,使中国学术在以后的发展中始终持存着自足自成的文化根性和不断趋新的价值生命。     

外来务工人员与侨乡社会的融合:以厦门“銮村”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南沿海侨乡发挥区域社会优势,吸引侨资发展经济.合资、独资工厂及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内地富余劳动力迅速涌入,出现人口东移的态势.相应地外来务工人员与当地人的互动、与当地社会的融合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外来人员在寻求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带来了侨乡社区的变化.文章将通过对厦门"銮村"的实地调查,探讨这一融合过程的阶段性特性,以期对当前多元社区现代秩序的设定及有效管理有所助益.     

从"捐款门事件"看企业社会责任

四川汶川大地震所引发的“捐款门事件”,一方面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在国内企业实力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日益被唤起的同时,必须强化政府、非政府组织、消费者、社会公众等相关利益主体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外部推力,以形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动力机制。文章以此次地震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为切入点,分析了中西方对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差异,进而提出了完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些设想。     

京津冀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的历史借鉴及对策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三省市的社会保障一体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对三省市的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历史借鉴基础上,必须重视法律建设、顶层设计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协同发展。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的乡村关系调适

随着社会结构性转型的加速,传统相对单一、封闭的乡村变得更加多元、开放,迫切要求治理重建和农村基层管理创新。各地开展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表明,在乡村社区重构管理与服务平台,建立新型的乡村社区管理与服务体制,给传统的乡村关系增添了新的变量。在国家权力和村民自治权力的博弈中．组织重构使乡村关系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从长远来看,未来的乡村关系的发展趋势将走向合作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