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毕业生思想教育难度加大探源与对策

目前高校毕业生思想教育难度加大的原因在于:大学生就业制度改革中凭关系择业与凭能力自主择业冲突的影响;就业形势趋于严竣的影响;高校学生思想教育与市场环境的脱节;毕业生自身的思想混乱与矛盾心理。我们必须优化高校育人的内外部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并营造离校前夕的健康氛围;积极进行就业指导服务;开展形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以控制并化解高校毕业生思想教育的难度。     

重庆市渝中区都市文化中心的定位及其建设

文化建设是都市建设的重要内容 ,渝中区是重庆的都市中心 ,在重庆市和渝中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 ,应当把文化建设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本文重点讨论文化建设在都市建设中的意义和基本要求 ,并提出一些发展都市文化的建议     

土地开发决策模式与城镇发展——近代英国海滨休闲城镇的启示

近代英国海滨休闲城镇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土地开发模式的影响和制约 ,不同时期的决策主体 (地主、“改善委员会”和市政当局等 )对土地开发的自发或自觉的决策 ,显示了他们把握机遇的准确程度 ,从而决定了海滨休闲城镇的发展趋向 :起初处于“自发”状态 ;铁路时代则以利用大片土地进行铁路与车站建设为关键 ;后期 ,市政府能否顺应时代、积极有效地介入城镇建设至关重要。有鉴于此 ,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应注意城镇土地开发 ,进行系统规划 ,避免无序开发 ,尤其不能听任开发商的“自发”行为 ,这样才能在我国建成一批功能各异、各具特色的生态城镇     

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历史考察及绩效分析

有什么样的农地制度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制度绩效。建国后我国农地制度发生了若干次大的变动,其中,有的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有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总体上看,诱致性制度变迁一般都取得了较优的绩效,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由于制度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因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可能是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最后归宿,必将继续发生变动,并很有可能最终被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资本雇佣土地的制度所取代。     

影响村民社会交往的因素分析

因子分析表明,村民的交往可以分为亲属交往和社会交往两个不同的因子。回归分析表明,性别、年龄、收入、文化程度、政治面貌以及是否村干部等因素都对村民的交往产生一定影响。对于村民来说,亲属交往比社会交往更为重要。村民强调亲属交往而忽视社会交往的倾向,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村民之间跨跃亲属的社团的形成,从而影响社会资本的发展。     

试论建立现代农村制度

文章认为 ,建立现代农村制度是中国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文中论述了现代农村制度的概念、核心、基础 ,以及建立现代农村制度的重大意义、紧迫性和具体措施     

城市建设引入体验经济--谈大连城市的体验模式

体验经济正以强劲的势态进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城市建设意义上的体验无疑是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涉及到城市建设的各个环节 ,城市建设的文化价值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大连城市的体验模式在长期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基本的框架 ,对其认真的思考与整理 ,从体验经济理论高度作进一步研究 ,对建立大连城市特色 ,发展城市新型经济格局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制度初探

农地使用权转让制度是中央 为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而进行的制度创新，但其与现存制度的冲突又成为制约其作用充分 发挥的桎梏。有关部门、地方制定修订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时，应对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 的具体运作制度予以高度重视，使之在微观层面上更具现实操作性。     

"祝颂"言语行为的汉英对比

汉英“祝颂”言语行为及“祝颂语”在词汇、句法、语体、语境、话语结构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均存在共性与差异。实施“祝颂”言语行为时常出现“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 ,其根源在于文化差异 ,即英美文化的基督教信仰、个体主义、自我价值和汉文化的贬己尊人等传统观念之间的差异。     

The Stat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Urban Poverty in China

Since the 1990s, the introduction of a market economy and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have been accompanied by a new urban poverty related to lay‐offs and unemployment as well as by large‐scale rural–urban migratio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urban poverty of the ‘Three Nos’ (no relatives or dependants, no working capacity and no source of incom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new urban poverty in China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and discusses the causes of poverty creation. Instead of considering Chinese new urban poverty only as a result of market mechanisms, it argues that the state as the manipulator of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does matter in the creation of new urban poverty, and that the cleavages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institutions further intensify it. Specifically, the following aspects of the creation of new urban poverty are examined in detail: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policy,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volution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