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兼析金融危机后的影响

本文从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4个方面衡量劳动力议价能力,运用模型刻画了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同时选取2001～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进入新世纪后,劳动力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一,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显著正相关,劳动力议价能力可以解释劳动收入占比波动的10.10%,且工资在二者传导机制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二,对于全国层面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分别贡献了约1.004、18.602、1.395和0.773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层面的劳动力属性和闲暇效用的贡献比全国分别高1.593和1.706个百分点。其三,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速度、第三产业比重和劳动力议价能力成为劳动收入占比提高的主要动力,三者平均贡献了19.881个百分点。     

“四个尊重”反映时代要求

“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这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一个新观点。 对合法的劳动收入好理解,那么什么叫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呢?即不是通过劳动而是依据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所取得的收入,如出租房屋租金、银行储蓄利息、财产     

驱动员工为公司“卖命”的妙招

一家跨国公司付出高昂学费送员工去读MBA，但这些员工不仅没有领情，反而愤愤不平，事情为何搞得这么糟？     

技术进步路径转换对我国居民消费率变动的影响研究

本文探讨了技术进步路径转换导致居民消费率呈现U型变动的规律,并基于对我国的经验观察以及运用199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以技术引进为主的外源式路径,技术引进获得的属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且为吸收引进技术而进行的研发所带来的非体现式技术进步往往偏向资本,这造成了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当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内源式路径,技术进步类型从资本体现式为主逐渐转向以非体现式为主且呈非资本偏向性,这导致了我国居民消费率止降转升。因此,为提高我国居民消费率,应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以及协调各方力量联合研发,加快自主创新进程。     

中国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变迁:1994-2020CSSCI

谁在养活中国2.6亿多老年人口?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最基础的问题。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构成比例发生重大转变:离退休金/养老金跃居首位(34.7%),首次超过家庭其他成员供养(32.7%),劳动收入位列第三(22.0%)。全国以养老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口有1.16亿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9160.8万人。从1994年到2020年,不分性别、城乡和地区,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的发展趋势是,相对较快的弱家庭化和相对较慢的强社会化相向而行。普查数据表明,享有养老金老年人群存活率几乎是不享有的老年人群的2倍。健康、婚姻和居住状况与老年人生活来源密切相关。养老从个体、家庭逐步转移到社会,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表现,随之而来的风险防控还需未雨绸缪。     

技能溢价如何通过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要素收入分配?

利用内生增长模型,厘清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技能溢价与要素收入分配的逻辑关系,并运用中国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技能溢价由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决定,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提高,技能溢价上升;技能溢价与要素收入分配的关系受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且因两类要素替代关系的不同,其影响方向也不同;中国的技术进步表现为资本偏向和技能偏向,且两类要素的替代关系不同,提高技能溢价,造成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恶化要素收入分配。因此,应继续推动技术创新,改善两类要素的关系,引导偏向型技术进步方向,有效发挥技能溢价对要素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双赢。     

劳动收入分配政策的有效性研究

劳动收入分配影响了贫富差距,其政策的有效性影响社会的稳定。本文以劳动收入分配理论与我国劳动收入分配现状为基础,从税制结构、社会保障、财政转移支付和工资福利机制等四个方面分析其对劳动收入分配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并从四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改善对策。     

党的十六大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党的十六大是我们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为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会议。它全面地深化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突出表现在:把“三个代表”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把“与时俱进”纳入党的思想路线,深刻阐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含、“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等等。本文对此予以论证。     

人工智能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本文研究了人工智能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基于人工智能是具有新型基础设施属性的通用技术、对劳动或资本都可能产生偏向的替代性、在不同产业具有差异化的应用前景等3个特点,本文建立一个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提出人工智能服务或人工智能扩展型技术提高,都会促使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间流动,流动方向取决于不同产业部门在人工智能产出弹性和人工智能与传统生产方式的替代弹性上的差别。这一结构转型过程也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本文在理论上给出了有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方向的条件,并就发展人工智能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为什么我国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

我国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状况应当引起高度注意。其现象是： 一、政府和企业的分配份额双增加，居民的分配份额有所下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从经济理论角度看，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实质是要素分配，统计时通常在宏观意义上将国民经济划分为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