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行为的定性

刘明祥在《清华法学》2007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这样一类案件，行为人拾得他人信用卡及密码、或者猜出密码后，在ATM机上取走了大量现金。对这种行为应如何定性，目前存在较大争议。作者认为，用拾得的他人信用卡在ATM机上取走大量现金的行为，既不能定盗窃罪，也不能定侵占罪，而应该定信用卡诈骗罪。以“机器不可能被骗”作为否定信用卡诈骗罪成立的理由不可靠。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如同拾得他人的钥匙后用钥匙开门取走财物的观点，不符合客观事实。拾得信用卡并不等于拾得了信用卡上记载的现金，而信用卡本身也不能成为侵占罪的对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司法体制改革──关于司法体制改革价值定位的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独创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现行司法体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不适应。这是促使司法改革走在政治体制改革前沿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时 ,应将其改革定位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求相一致的价值取向上 ,这就是 :独立、统一、公正、效率。     

论司法审查标准

司法审查标准 ,是判断司法审查适度与否的依据 ,只有正确确定司法审查标准 ,才能客观全面判断一国司法审查是否正确、适当 ,从而为司法审查作出合理调整提供理论依据 ,司法审查标准应是“度”和“量”双重标准的统一 ,两者不可偏废。     

刘丽英：难忘“两件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肖扬近日在“法院、法官与司法改革”的演讲中纵论司法文明。肖扬说，司法活动方式与表现是否文明，直接影响着司法的公信力。近年来，人民法院在新型司法理念的指导下，大力加强司法文明建设，效果显著。     

司法实践中确认的权利——从清代相邻权的实例考析

法律的宗旨在于保障权利,但是传统法律主要的使命乃是行使权力,这就使借助立法来保障权利几乎成为不可能,然而司法过程却在实践中予权利以确认和相应的保护.本文通过分析现存清代相邻权纠纷的若干案例,研究当时相邻权纠纷所涉及的范围以及处理的原则,清代的相邻权范围较现代为窄,但其处理原则则和现代有相似之处.     

学生权益的保护与救济

尽管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推行素质教育的政策实施了这么多年,但在高考魔棒的指挥下,应试教育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冠以各种名目的周末、寒暑假补课,早读晚自习和塞满中小学生书包的“学王”、“考霸”,已使他们成为一台考试机器。考分也与他们的自尊联系起来,学生因成绩差而受歧视的现象比比皆是。有些学校和老师为了追求升学率,甚至把一些尚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所谓“差生”、“捣蛋生”赶出学校。2003年12月12日的《南方周末》报上登载了一篇题为《“差等生”就无权上课?》的文章,里面讲到某中学的班主任侮辱、体罚学生,不让学生上课,甚至逼走学生的事。“在这个原有80多人的班里,转学、休学、失学的学生达18名,绝大部分是成绩差的”。校方的办学政策也间接地推动了事件的发生。试想这样的教育环境,怎能保证学生的身体、心理、     

英美法律文化的混合与变异——以"蔑视法庭罪"为分析路径

为了平衡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司法权威之间的冲突,英美国家以"蔑视法庭罪"对妨碍和侵犯司法尊严的行为进行了规制.由于两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因此"蔑视法庭罪"在两国的实践与制度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说明在同一法系的不同国家法律制度既有融合也有变异.     

司法改革的方向应当重新调整

自1999年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以来，中国司法改革已经走过了近10个年头，但是，在笔者看来，虽然司法改革取得较大的成绩，但司法改革在方向上的失误还是很明显的，表现在重体制改革而轻程序改革、重法官业务素质而轻道德素质、重司法独立而轻司法制约。正因为如此，中国司法的水平和效率虽然提高了，但司法公正这一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由于司法业务范围的扩大，人民群众的感受反而是司法腐败越来越严重。     

我国行政赔偿制度与司法实践的非契合性探析

目前,在我国行政赔偿制度与司法实践是非契合的,分为三种类型:第一,行政赔偿缺位性非契合,表现为:抽象行政行为致害行政赔偿的缺位性非契合,公共设施的行政赔偿缺位性非契合,行政机关内部行政行为赔偿的缺位性非契合,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缺位性非契合,侵犯非人身财产权的缺位性非契合。第二,行政赔偿错位性非契合,表现为:行政事实行为的行政赔偿错位性非契合,行政不作为行政赔偿错位性非契合。第三,行政赔偿不充分性非契合,表现为:侵犯人身权行政赔偿的不充分性非契合,财产权损害行政赔偿的不充分性非契合。通过对以上我国行政赔偿制度与司法实践的非契合现状进行分析,指出行政赔偿制度进行立法完善势在必行。     

履行司法行政机关职责 营造良好民企发展环境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宪法》修正案也提出“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司法行政机关担负着法律服务、法律保障、普法依法治理等重要职能，在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建设“和谐湖北”中理应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