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文化运动后期,因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而使中国历史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从此马克思主义与启蒙便产生了复杂的关系。文章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围绕中国启蒙思想的递嬗轨迹和特殊内涵,深入分析启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互相影响的特殊过程,揭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启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关系,重新审视启蒙与中国的特殊国情。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当下,凸显启蒙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现实意义。     

梁漱溟的早年佛学著作及其新儒学思想综述

早年渴望进入北大深造 ,笃信佛学的青年——梁漱溟 ,以一篇哲学论文《究元决疑论》为媒 ,被破格聘为北大教授 ;初看破红尘几欲避入空门 ,然登上讲坛后却离佛归儒 ,经世务实 ;却又跳出儒家藩篱 ,汲取近代物质文明终成新儒学开山之祖。他一生思想历程极富多变传奇性色彩。他留下的学术成果至今值得后人参考。     

法、活法与自然法——立法的性质和原则分析

理性主义奠定了以立法为圆心的法典中心主义的法治进路 ,其思想资源是自古希腊开端的实在法与自然法分离的自然法思想传统 ,它促成了近代法治基本结构和观念的形成 ,法治的普世主义和浪漫主义也由此而生 ;而历史法学、社会法学直到后现代法学则在质疑法典中心主义法治观基础上 ,进一步将实在法分裂为法与“活法” ,在降低立法重要性的同时铺展了更为开阔的法治进路。法治的重心转移到了活法。立法的性质和原则在变迁中的法治语境下被赋予了不同的涵义     

辛亥革命与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启蒙

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一次伟大觉醒 ,是民族危机意识、救亡图存理念和民主革命思想的积聚和爆发 ,促进了爱国主义精神的空前高涨。早期共产党人一部分参加过辛亥革命 ,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 ;一部分受到辛亥革命的深刻影响 ,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而后 ,又在反思辛亥革命和探索新出路的历程中 ,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严复的能力观及其对当代公共管理创新的启示——对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的一种解读

对美国著名汉学家史华兹的代表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进行文本解读发现:该著所反映出的严复能力观对当代公共管理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严复认为中西方的关键性差别在于能力,而隐含其中的是以能力为导向的主体意识和公共意识方面的差距."-3代公共管理的创新发展有必要吸收严复能力观中的思想精髓,以国家能力建构为着力点,以公民启蒙为社会基石,以突显公正为其内在灵魂.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而言,努力实现国家能力与公民自由问的平衡是达致善治的关键.     

回到现象本身,立足理性重构--张光芒近年启蒙文学思潮研究述评

张光芒近年的启蒙研究非常引人注目。本文通过分析其启蒙研究的方法———剥离、整合,试图抓住其核心:回到中国启蒙主义本身。他的剥离是与二元对立的研究方法的剥离、与研究对象的历史混杂的剥离;他的整合是从纷繁的现象中凸显中国启蒙主义的总体性逻辑趋向的整合。因此他的启蒙研究既带有理性建构的旨趣,又带有拨乱反正的意味。     

社会学视野中的语言

语言的变化根源于社会生活的变化，这似乎是一个不可置疑的命题。其实，这不过是看待语言和社会生活关系的视角之一，从另一个视角可以提出一个同样难以驳倒的命题：社会生活的变化根源于语言的变化。社会学对待语言研究的态度变迁，其中包含了这种对语言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视角转换和命题替代。     

启蒙理性与审美救赎——中、西现代戏剧“现代性”比较

19世纪后期20世纪上半叶的东、西方现代戏剧,都把目光不约而同地锁定在人类社会所普遍面临的现代性问题上。虽然同样是关注人类社会的现代性困惑,中、西方现代戏剧各自的“现代性”呈现出的却是不同的文化品格。中国现代戏剧履行着“启蒙救亡”的社会职责,而西方现代戏剧则实践     

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与决策科学

科学方法论对科学活动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科学发现和科学检验所遵循的基本规则,并为科学预测和科学决策提供合理的依据。我国关于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学发现和科学检验这两个阶段,而对科学方法论的应用阶段———科学预测和科学决策———的研究则较为薄弱。本文通过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与决策科学的比较,认为无论在决策科学的基础理论方面还是在决策科学的方法上,证伪主义方法论对决策科学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现代性话语与美学问题——论当代文化批评的思想语境

关于“现代性” 问题的讨论以其所具有的丰富的思想内涵,而理应引起当代学界的重视。分析表明,这一概念主要是作为一种思想反思视野出现于当代人文学界,其复杂性集中表现于同启蒙现代性分庭抗礼的审美现代性中。因而通过对后者进行相对深入的辨析,我们有可能为审美理论的现代转型提供一个合适的思想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