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的“家”与政治的关系——以“幕藩体制”和“家族国家观”为中心

家作为日本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对日本的政治有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对江户时代建立的"幕藩体制"以及昭和时代的"家族国家观"为中心,试讨论日本的家与政治统治的关系,得出日本的政治统治是以家作为其统治基础,家与日本政治统治紧密相连是日本家的特点。     

对象化视域中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宗教观的差异

费尔巴哈以其对象化理论揭示了宗教产生的认识根源、宗教的本质、消除宗教异化的路径。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致力于从世俗基础中去寻找宗教产生的根源，但同时，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对象化理论的扬弃，同样从这三个方面出发，产生了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更为科学的宗教观。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宗教发展的新变迁

改革开放引发了中国较为深刻的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我国宗教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迁,各宗教总体呈复苏发展之势,宗教的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华宗教生态圈的动态平衡面临新的调整,信教群众的结构显著变化,信徒的阶层分布均衡化,宗教传播方式日益多样化和现代化,宗教领域的矛盾也日益复杂.这些变化对我国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使我国国家治理尤其是宗教事务治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宗教多元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团结如何可能?——哈贝马斯的思考及其启示

罗尔斯认为,宗教必须与政治截然分开。哈贝马斯则认为,宗教作为一种意义建构的世界观不可避免地会涉足公共领域,宗教也可以提供合理的、有价值的观点,但是宗教世界观在进入公共事务讨论之前要经过世俗化的"翻译"过程。哈贝马斯试图在世俗主义和宗教多元主义之间探索第三条道路——商谈伦理的道路。     

建构“公民—民族—宗教”间的“叠合认同”——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对话为例

宗教对话是宗教界、学术界开展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以及宗教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沟通、交流的活动。一般而言,宗教对话可分为教内对话、教际对话、圣(宗教)俗(社会)对话乃至宗教交往几个层面。本文所论耶伊对话,在强调宗教教义对话层面或宗教组织之间沟通活动的同时,亦特别关注以宗教信徒的行为及其所构成的交往关系,注重宗教之间交往互动的社会形式,注重考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是否存在真实交往的可能性和社会空间。在此基础上探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交往的社会及公共性特征,建构一种与宗教对话并行不悖的"宗教交往论"。最重要的是在民族与宗教信仰方式之间建构和重构国家认同、公民认同、民族与宗教认同,将三种认同叠合在一起,同时又不丧失任一认同的固有特征,成就一种"公民——民族——宗教"之间的"叠合认同"方式。     

西方中世纪宗教与世俗二元文化影响下的声乐现象解析

作为Bel Canto声乐体系的萌芽期,西方中世纪时期的声乐艺术在宗教与世俗二元文化的作用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宗教文化中的声乐现象以服务宗教仪式为宗旨,以格里高利圣咏为中心,围绕对圣咏的修饰和扩展,逐步体现着作品体裁、表演形式以及歌唱技术的全面复杂化趋势。而世俗文化中的声乐现象在充分展示世俗文化特征的同时,又无法避免地接受强大宗教文化的浸染。二者在对立与并存中共同推动着Bel Canto声乐艺术的系统化构建,为Bel Canto声乐体系的主体形成提供了充分的素材。     

论江头洲周氏族谱及其家族史的文化边陲意蕴

族谱是后代寻根认祖的依据,修谱建祠是为了提高、展示自己家族崛起、发展的历史脉络,也是为了提高宗族声誉和本族在周边社会空间中地位的现实需要。在周氏家族的宗谱祠志上,具有深层的文化边陲意蕴,从中可以看出昔日宗族组织的表现形态和族众的旺族意识,更是传统文化边陲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表现出一种新的"并接结构",体现族群文化基因的内部转型。     

金元社会医疗的贡献力量及宗教文化特色

金元时期,多种医学力量参与社会医疗,应对疾患,有着明显的宗教医学文化特色。其中儒学与医学相互渗透,儒医成为社会医疗的中坚力量。道医是社会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佛医借医弘佛,普救众生,是不容忽视的医疗力量。儒、医、道、佛又常相互渗透,不可截然分离。回回医药参与社会医疗,极具异域文化特色,丰富了中医学的内容。也里可温教士的医疗服务相对局限,以官方医疗活动为主。原始宗教巫祝医疗盛行于民间,主要以精神疗法应对着医学尚无法解决的疾病现象。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神圣家族》中的生活思想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都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期思想的代表性著作，二者都把“生活”作为重要概念进行论述。从作为经济学哲学概念到作为社会批判概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生活”的认识经历了从对物质生产活动的重视到对无产阶级普遍贫困生活的揭露，从分析“生产生活”的异化到对“非人性”生活的批判，从“生活的手段”到消灭“非人性的生活条件”的思想历程。人类的历史是人类生活发展的历史。解决人的美好生活如何实现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活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这对当今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开启一种全新文明的生活形态的高度来理解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才能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深刻意义。     

公元前后的国际环境对佛教传入中国的影响

公元前后的国际环境对佛教传入中国极为有利 ,这些有利条件包括 :频繁往来的世界性贸易的开展 ;统治者对佛教强有力的推行和保护 ;中外交通道路的通畅 ,这些都是佛教在中国初传得以成功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