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美好生活建设的内涵、理念与路径

美好生活建设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内在要求,又是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的价值追求,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且坚定把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因此,通过对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以厘清美好生活的价值内涵,同时,加强对现阶段制约民族地区协调统一发展所存在的主要因素的研究,明晰建设民族地区美好生活的理念,对于构建民族地区美好生活建设的路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村落历史想象与族群意识建构——以都柳江下游葛亮寨孔明信仰为例

自清代都柳江河道疏浚以来,人群流动日趋频繁,位于都柳江下游的葛亮寨因商业化发展吸引了不少移民经商定居,其中包含了部分由都柳江上游及支流迁徙至此的苗民和侗民,其族群身份与认同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呈现出复杂性与模糊性。文章以葛亮寨的苗侗移民为着眼点,探讨其如何经由对孔明这一形象的演绎重构"村落历史",并透过一系列仪式实践建构和表达"我群"身份认同,进而将文化带入族群问题的讨论,试图说明族群意识的形成既与社会历史过程有关,同时也是文化创造与重构的动态过程。     

理智与情感:为历史“正名”的方法——从刘保昌长篇小说《楚武王》谈起

历史书写中的“最炫流行风”在今天的文化市场上大行其道——用拆解、谐谑、碎片化、戏拟等方式拉平历史的深度,以“傲慢与偏见”来充抵叙述历史的自信,也经由这种时尚化的叙述使历史以“轻松一刻”的形式实现消费欲望的满足.刘保昌的《楚武王》则疏离“流行前线”,以史料为据,正本清源,守正而出新,为历史“正名”,以彰显历史意识、历史理性的写作姿态,以坚持文学之理想力量的叙事激情,以有文化承担的叙事态度显示出对当代历史小说叙事品格与尊严的坚守.     

当代诗歌情感空间的两种表征范式

诗歌大厦必须靠情感的力量支撑.情感在诗人写诗之前就已经存在,并经过诗人的调动成为创作力的主导.诗人独特的情感经验成为编织情感空间的主要材料,而情感张力的大小,则体现在呈现于文本之上的文字组织是否能引起读者的合作倾向.读者能感受到的并也愿意与之配合的情感倾向,说明情感空间具有扩大的可能性,反之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情感空间.优秀的诗歌,其情感潜流流出地表的应该是冰山一角,而背后的情感载体更为厚重.空间距离的存在,使得文本的情感组织得以保鲜,既不会过分浓烈,同时也会有适当的神秘感,“远方”因此成为诗歌中重要的意象.诗人的情感经验有可能转变为诗歌创作时的情感素材,而情感素材汇集起来便是一股情感的力量,不同的情感素材将汇集成不同的情感力量,孤独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种.     

阅读摘抄应做到四个“注重”——以名著阅读为例

学生在阅读活动中,经常伴随着摘抄这一阅读行为,但在具体摘抄时,很多学生要么是没有目标,“参差荇菜,左右采之”胡乱抄写;要么就是“提笔四顾心茫然”,无从下笔。摘抄的内容应该立足于能对心灵以慰藉,能对写作有帮助,将阅读与育人结合起来,将阅读与写作结合起来,是对摘抄内容最好的界定。     

情感教学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有效应用

高中语文教与学的过程，既是教师情感表达、学生情感释放、师生情感交融的过程，也是学生知识积淀、能力提升、情感丰富的过程。然 而，由于高中阶段的教学压力较大，师生所面对的教与学负担过重，加之应试教育的弊端依然没有彻底消除，导致高中语文教学中师生关注更多的是教学结果、考试成绩，对于师生情感的交互、沟通关注不足，重视不够，以致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学比较欠缺。甚至很多教学内容、活动都直接绕过了情感这一关键主观因素，使教学开展出现了一定空缺或者留白，严重影响了教学效率和学生发展。对此，教师应该加强对高中语文教学中情感教学的研究和探析，使情感教学切实融合至语文教学的各个环节，为丰富学生情感体验，提升语文教学效率，增强学生综合素养而奠基铺路。     

疾病的文化建构——藏族社会麻风病患的医学人类学研究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文章诠释了三岩藏族看待麻风病的成因,处理麻风病患者的举措及其死后安葬问题。在三岩社会,麻风病被认为是违反了某种禁忌、秩序、道德规范所遭致的报应或惩罚,其处理方式是隔离。患者不但在活着的时候被隔离,而且死后也要通过特殊的丧葬方式被隔离。维系生死隔离的文化基础是藏族的信仰体系和宗教知识传承。藏族社会对麻风病患的处理彰显了强烈的道德色彩,其社会效果和文化建构是通过对违规行为的整肃来维系社会秩序和道德氛围。     

德行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工作繁荣与情感承诺的作用*

研究表明，德行领导作为家长式领导的核心维度，对员工行为有重要影响，但现有研究忽视了员工工作状态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以员工工作繁荣为中介，探讨德行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并从社会认同的情感视角出发，考察了情感承诺在上述关系间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德行领导对员工工作繁荣与创新行为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工作繁荣对其创新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工作繁荣在德行领导与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情感承诺调节了德行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情感承诺越高，德行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