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不是“零和博弈”

<正>"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模式和架构的顶层设计。有人认为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这显然是失之于偏颇的,有必要从法理上加以辨析。在法学理论看来,法治社会就是社会组织和公民权利的法治化,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社会治理的法     

理智与情感:为历史“正名”的方法——从刘保昌长篇小说《楚武王》谈起

历史书写中的“最炫流行风”在今天的文化市场上大行其道——用拆解、谐谑、碎片化、戏拟等方式拉平历史的深度,以“傲慢与偏见”来充抵叙述历史的自信,也经由这种时尚化的叙述使历史以“轻松一刻”的形式实现消费欲望的满足.刘保昌的《楚武王》则疏离“流行前线”,以史料为据,正本清源,守正而出新,为历史“正名”,以彰显历史意识、历史理性的写作姿态,以坚持文学之理想力量的叙事激情,以有文化承担的叙事态度显示出对当代历史小说叙事品格与尊严的坚守.     

大学内设机构膨胀的组织社会学分析

中国大学的内设机构一直在膨胀之中。由于发展的驱动、办学资源的诱惑、现代化产生的不稳定性等因素,在效率机制的作用下,大学不断成立一些新的机构。政府主导的管理体制,传统官本位文化的影响,已成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大学为了自身的合法性,成立了与政府具有高度同构性的内部机构。同时,模仿性机制导致大学间相互的模仿和攀比,从而使不同类型大学的内设机构全面膨胀。     

人工智能的法律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困境

法律理性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结合。人工智能能够满足机械法学所要求的事实向结果的逻辑转化,在寻求"最优解"上有优势,但在实现法的形式理性问题上面临着立法不周延、法律边缘地带适用标准模糊、人类偏好与价值判断不可避免的问题。人工智能系统固有的感知缺陷使得它无法完成社会、历史因素客观化的任务,无法实现法的形式理性。人工智能在立法和司法中皆面临法律方案的选择难题,由于评判标准取决于人类的目的、评判价值的不可量化性和人工智能系统的感知缺陷,人工智能亦难以实现法的实质理性要求。因此,人工智能不能满足法律活动所需的理性,而只能作为人类法律活动的工具,无法超越人类而获得统治地位。     

服务台胞用真心 携手克难见真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武汉市对台工作系统将疫情防控和服务台胞作为第一要务,迅速进入疫情防控战时状态。武汉市台办第一时间成立由刘红鸣主任任组长、班子其他负责同志为成员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抽调精干力量成立3个专项组,实行24小时政务值班和工作专班双班值守,建立应急处置、日报制度和市区联动工作机制,紧急动员指导各区台办开展工作,积极稳妥开展疫情防控和服务台胞工作。     

领导干部党性修养评价机制研究

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党性修养评价机制,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的客观需要。坚定的政治信念、牢固的党纪意识、严谨的自律能力、优秀的道德品质和勤勉的工作作风是评价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主要内容。要明确评价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指导思想、评价主体和评价原则,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评价指标体系,不断探索科学的评价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方式方法。     

医院拓宽对外交流合作的途径及机制探析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需要注重医院对外交流和合作,其是促进医院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本文主要围绕强化对外交流对医院发展的重要意义、医院拓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机制等方面展开讨论,在做好医院对外合作工作的基础上,可实现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等发展计划的有效落实,为医院的持续发展注入活力。通过加大对这一课题的探析,为医院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的展开提供借鉴,有着一定现实意义。     

新时代档案事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几点思考

本文结合工作实际,深入剖析了新形势下档案事业发展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二是科技投入不足,三是专业人才匮乏,四是专业培训力度不够,五是工作人员状态不佳。本文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性提出了加强和改善档案事业体制机制建设的四条意见建议。分别是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推进科技兴馆战略、强化档案工作人员专业培训和努力构建档案事业工作新格局。     

社会转型与观念变迁--以“道德缺失”为中心的考察

尽管“道德缺失”是转型期中国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但当代的“道德缺失”现象并非严重到了危机阶段，中国古代也不是“道德天堂”。今天的道德困境可以归因于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这种问题的解决，需依靠有效的维护机制作为保障。落实到根本，还是要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市民社会。     

情境与互惠: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动力机制——基于湖南某县三起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个案分析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变化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情境和互惠文化背景,其特有的社会情境通过影响群体情绪存量推动着群体行动的发生和变化。基于湖南某县三起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研究表明,在情绪存量递增的过程中,个体情绪不断被激化,逐步实现群体行动的情绪动员。在情绪被充分动员的基础上,乡村社会固有的互惠文化通过解决群体性事件中的组织者积极性、防止群体成员"搭便车"以及动员内外部资源参与群体行动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从而有效地调动和整合了资源,促使群体行动产生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