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根据论——兼评梁慧星先生的“立法权源”观

立法根据问题并未引起我国学界的重视乃至分析、研究,而立法根据在现行立法例中的表述也是不妥当的。立法根据仅指立法者立某个法的法的根据,所谓的事实根据、理论根据、经验根据等都不是立法根据。因立法根据的功能仅在于从形式上表明所立之法的合法性。当立法根据指称的是"立法权源"时,表述立法根据是必要的,除此之外则是可以选择的。     

论授予较大市完整立法权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逐步扩大有立法权较大市的范围，反映现代城市管理中对地方立法权的现实需求。现行较大市立法中的批准制度反映当时法制建设的实际状况，却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模糊了各级人大之间法律监督关系，混淆立法权与立法监督权，忽略了较大市立法责任，制约备案审查制度的完善。树立法治思维，完善法规备案审查制度，授予较大市完整的法规制定权。现代宪法理论中，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不仅仅是国家权力的依据，更是国家权力运行底线，根据实际需要，全国人大立法授予较大市完整立法权并不存在宪法障碍，因而也无须修改宪法。     

我国行政立法性质分析

行政立法在现代行政法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长期以来,对于行政立法的性质,学者们众说纷纭。尤其对我国而言,由于政体方面的原因,行政立法的性质比起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讨论语境,再加上立法条文上的模糊,更加使行政立法的性质变得扑朔迷离。主要的争议在于:究竟存不存在行政立法权?行政立法究竟是行政机关的固有职权所为,还是立法机关的授权所为?行政立法究竟是立法权的行使还是行政权的行使?笔者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分析,认为我国行政立法作为权力机关授予行政机关立法权的结果,逐渐成为行政机关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行政机关的立法行为。     

立法公平及其保障机制

公平是立法的基本价值,公平的立法是社会公平总的依据,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立法公平包含了立法平等、立法在追求最大利益的同时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立法权分配的公平、立法程序公平等基本内涵.立法公平的实现需要主体际的立法理念、公共利益的公共确认机制、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的真正落实、立法辩论原则、司法审查等制度的确立来保障.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政治批判与经济学批判

通过对浪漫主义国家观和社会契约论国家观的批判,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的个体原则与政治国家的普遍性原则调和为一种统一的国家哲学。这种国家哲学以哲学的形式,实现和完成了以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分离和融合为标志的现代政治国家。通过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政治性的批判分析,以及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等级经济性的批判分析,马克思揭示了黑格尔的国家哲学用神秘主义来掩盖尖锐的政治矛盾和经济冲突的虚妄性。     

洛克论权力制衡

洛克深入探讨了公民社会中各种权力之间相互制衡的问题。人民(人民共同体)、立法权、执行权(包括对外权)三者之间,既有权力高低之分,又是相互制约,从而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各种权力分开并相互制衡,是为了确保公民社会的目的和各项基本原则得以实现。洛克权力制衡思想对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洛克论个人财产权

个人财产权是人的自然权利,从自然法中衍生出来.政府的产生只能是基于财产权的统治权,保护个人私有财产权构成了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基础.立法权对财产权不能专断.税赋在交纳国家财政之前属于个人财产,公民的同意是政府征税的合法性所在.     

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的关系 ——以"优惠照顾理论"范式为视角

以"地方自治理论"范式无法有效解释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的关系;在"优惠照顾理论"范式看来,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是一般地方所没有,而为民族自治地方所拥有的"优惠照顾"权力;从规范分析角度,民族区域自治权关于"当地民族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特点"的立法依据,与一般地方立法权关于"本行政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的立法依据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立法原则上,民族区域自治立法遵循的"可以抵触,但不得违背"的原则仅仅限于自治法规"变通规定"这一部分内容,其他内容与一般地方立法相同,应当遵循"不抵触"的原则.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二者应当和谐相处,可以起到"功能"互补的作用.     

论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具体划分

为实现中央的宏观调控权和地方必要的因地制宜调整权之间的平衡,可以通过三个步骤实现税收立法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具体划分：第一次划分是按税收立法的性质对税收立法权做一个初步的划分,第二次划分是在第一次划分的基础上根据税种的归属做进一步的划分,第三次划分则是在第二次划分的基础上根据各个税种的特性和具体税法构成要素的功能进行更为详细的划分。